对汉代作家教育情况的考察——以探讨汉代经学与文学的关系为目的

两汉作家所受经学教育之程度居于当时经学教育的中等水平,且多"博览"、"不为章句",表现出对于时下学术风气的疏离态度.汉代著名作家对于道家之学也多有浸染,汉代作家往往具有较强的个性,在生活行为方面,颇任性情,不为世俗礼法所拘役,与经学人格相左.道家对于人的欲望满足的合理性认识也为汉赋铺叙物欲对象提供了理论支持.     

今古文经学合流原因新探──汉代博士制度与今古文经学合流之渊源

关于汉代今古文经合流的原因，过去论者多认为因经学大师郑玄兼治今古文家法，并以之遍注群经，遂使今、古文经合流．本文则一反这一传统说法，认为今古文经合流绝非某位经师大儒所可一蹴而就，而是有学术上、政治上等多方面的复杂原因，特别是与博士职任性质密切相关。博士职任之一是“晓古文尔雅”，即通古文训诂之学，此为后来的今古文经合流之果先播下其因。由于王莽曾立古文经学博士，东汉虽未将古文经学生于学官，但朝廷始终对其采取优容奖掖的支持态度，从而使古文经学日益发展，并起而与今文博士争教席，在东汉时表现为屡因争立古文经而在今古两派间发生剧烈争议。今文经学面对古文经学的挑战，为确保自己独占学官的地位，被迫去研究古文经学以批驳之．今古文经学争议辨难的直接结果是使二者相互渗透，尤其是古文经学向今文经学的渗透，而最终导致了今、古文经学的合流。     

宋代古文运动的学术影响与政治后果

北宋初年，社会上兴起了一场旨在复兴儒学的古文运动。这一运动以复古为号召，逐渐由文学而转入子学、经学，最终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儒学复兴局面。古文运动对当时的学术、政治、士风都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古文运动在学术上带来一种疑古与开创精神，在政治上引发朝廷内外的变法要求，并促进了士大夫矫厉名节风气的形成。     

汉代的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

前汉中期以后,儒家内部的一个斗争就是今古文经学之争。今文经师与古文经师大都是中等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也有少数是贵族。他们在社会政治观点上并没有太大的差异,今文经师反对盐铁官卖,古文经师也反对盐铁官卖；在世界观方面,今文经学谈灾异,古文经学也谈灾异。今古文经学的斗争基本上是禄位之争,是对古学官的位置的争夺。如果说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有一点差异的话,那就是,今文经学中专讲所谓微言大义,即天人感应的唯心论神秘主义；而古文经学虽然也讲灾异,但比较注重训诂,神秘主义稍微减少一些。     

论经学与汉代文学的关联

经学对汉代文学发生的影响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经学与汉代文学史整体图景的关联,呈现为顺承与逆反两个方向,而经学与文学的基本关系是整合与背离;二是汉代文学作品中表现出的经学主题,这是经学向文学渗透最为显明的表现,而徘徊于“学”“术”两端的士人心态在其中表露无遗;三是经学之于文学的制度性建构,此即由经学观念导致的乐府机构的设立之于汉代文学的顺向性和文化性影响。     

汉代古文经学以礼统法思想及其形成原因窥探

两汉是经学的昌明时代,经学思想在汉代是官方的正统思想。经学中的礼法思想与汉代政治紧密结合,成为汉代法律思想的主流。西汉后期,随着古文经数量增多,古文经学逐渐形成一种同今文经学抗衡的学术和政治势力。而这一变化与汉代古文经学重视礼法建构密不可分。     

从“文道”之不平衡看唐代古文运动

"文"与"道"是唐代古文运动中最为核心的理论概念,这两个概念共同决定着古文运动的发展趋势,也是身处古文运动当中的作家们在创作中所要考虑的首要因素。韩愈所提出的"文以明道",为有唐一代的古文家的创作定下了基本的格调,在这种主张的影响下,有关道德伦理层面的"道"占据了文章创作的核心地位,而关乎文章文学性的"文"则成为附属,这也不可避免地使得中晚唐的古文家们在创作当中出现了一种不平衡,即过分地注重对于道统的阐发,忽视了对于文章文学色彩的营构,最终导致古文运动在晚唐的逐步衰微。     

经学与文学关系的多维观照——以北宋古文理论与创作为中心

本文以北宋古文理论与创作为对象,探讨中国古代经学与文学的复杂关系.宋初文人的 "尊经"观念对古文理论产生不同导向,一些古文家在理论上为古文的发展开拓空间,在创作实践层面,文人对经典的体认深入古文创作,而古文技艺之进展,又反过来推动释经活动.当一家经学成为官学之后,古文家保持独立的人格和文格,并未完全屈膝于国家意识形态之下.文本最后对"经术派"是否存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汉代经学对汉代文论的影响

本文梳理了汉代经学对汉代文论的影响。认为,在汉代经学经典化过程中经学出现了神圣化和政治化倾向,这影响了汉代文论的产生和构成。经学的神圣化给两汉文论整体带上了儒家文艺思想的特点,经学的政治化则使封建帝王的权威性得到推崇,合法性得到肯定,对帝王的歌功颂德也成了汉代文论家不可回避甚至持肯定态度的一个论题。汉代经学自身也对汉代文论产生了影响。《诗》《乐》本身就构成了汉代文论的一部分,汉代经学中部分经书章节对汉代文论也产生影响。总之,汉代文论家和作家对文学的思考极大地受到汉代经学的影响。     

《易》孟氏古文说与汉代经学今古文问题

许慎《说文序》提到：“其偁《易》孟氏、《书》孔氏、《诗》毛氏、《礼》周官、《春秋》左氏、《论语》、《孝经》,皆古文也。”这是交代《说文》称引经传的文本属性，不料宋明以来疑窦丛生，形成中国经学史上一桩公案。清儒及民国学者对“皆古文”句相继作解，异说纷纭；段玉裁、王国维指“古文”为书体或学派，均有谬误；洪颐煊、宋翔凤、马宗霍专从孟氏易学内容论其古文属性，同为臆测；杨树达径从文本索得真解，但许慎称孟氏今文为古文的疑惑仍未尽释。宋翔凤又分辨汉《易》经为古文、传(注)为今文，意外揭开《易》孟氏今古文之谜。参照《易》孟氏“古文本/今文说”的组合模式，从今古文经本、经说的组配入手，分析汉代七经传承情状，观察两汉经学进程，豁然发现汉代经学并非今古文分立互争的两极化世界，而是今古文交错共存的多样化生态。《易》孟氏今古文真相一旦大白，汉代经学今古文纠纷也就迎刃而解。     

两汉赋论基本特征略探

汉赋是两汉文学主流，创作的繁荣带动了汉赋批评的兴起。汉人赋论尽管只是汉赋研究的起步，却已具备比较鲜明的特征：依经立义的批评标准；全面细致的批评内容；准确精到的批评结论。两汉赋论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有价值的理论收获之一，对后世的汉赋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谶纬与两汉经学

成于秦汉之际并盛行于两汉的谶纬是以经学附庸的面目出现的,它通过附说儒家经典而获得封建统治的欢心和认可.在谶纬的形成及盛行过程中,谶纬与经学之间发生了极为重要的并非单向的而是互相吸收、互相利用的关系.一方面,谶纬通过神化经典、神化孔子以达到提高自身地位的目的;另一方面,经学又有意无意地借助于谶纬以更好地为政治服务,无论是今文经学还是古文经学实际上都不排斥谶纬,相反,谶纬还成了缓和二者间矛盾的调停者和平定经学异说的最高标准.     

写物图貌,蔚似雕画--刘勰论汉赋的文学成就

刘勰不仅充分肯定了汉赋在文学题材的开拓、艺术手法的创新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还丰富了汉赋作家论、创作论、文体论的内容.刘勰的汉赋观集汉魏六朝汉赋研究之大成,堪称是唐前汉赋研究的高峰.     

西汉后期主流话语中“文”的含义及其文化意蕴——以《盐铁论》为中心

中国古代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概念,与之相近的是“文”.“文”在中国古代主流话语系统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其含义极为丰富,不仅包含着诗词歌赋之类属于现代“文学”范畴的文类形式,也包含着中国古代典章制度与文化符号体系,而且还是古代知识阶层价值取向、精神旨趣、审美趣味的话语表征.“文”的历史源远流长,原本为西周贵族阶层所建构并极力推崇,但是在春秋战国乃至西汉前期,“文”一直受到来自儒家之外的诸子百家以及执政者的轻视、遮蔽与质疑.到了西汉后期,在主流话语中这一概念才渐渐获得正当性乃至神圣性.     

汉末党祸与经学教育

经学在汉代政治领域中产生了很大影响,表现出相当突出的人文精神。汉末党锢之祸的出现决不是偶然事件,它与汉代经学教育有着相当密切的关联,可以说充分体现了经学教育在政治上的影响。首先,东汉经学教育繁荣,经学在整个东汉社会已深入人心,整个社会表现出崇尚经学、崇尚气节的风气;其次,从党人的政治思想来看,他们大都深受经学多方面的影响;再次,太学经生的积极参与与太学经学教育方式的影响有密切关系。汉末党锢之祸后,经学的发展、经学之士的思想意识亦受到显著而深远的影响。     

中国古代阐释的批评学意义——“诗无达诂”说研究

“诗无达诂”是中国古代文学鉴赏和文学批评所遵循的一个原则，也是文学接受活动、文学阐释活动中客观存在的普遍现象。“诗无达诂”对汉代经生在《诗经》的阐释中泥于字面的、牵强的阐释提出反拨，指出阐释的相对性和灵活性，从而为阐释文学作品的特殊性奠定了基础，使阐释具有了批评学的意义     

汉魏六朝“耕隐”作品的文学史意义——以《文选》中“耕隐”作品为例

《文选》中的诗文表现归隐行为或归隐意念的"耕"及耕作名目,称为"耕隐"作品。先秦典籍中安平乐道思想是源泉,汉魏六朝"耕隐"作品则是流变。从杨恽以"耕"为谋生手段,至张衡有愿望而无"耕隐"实践,再到陶渊明真正践行"耕隐"愿望,是逐渐演进的过程,其中的重要作品均为名作。田园诗是"耕隐"作品成熟的标志;耕作由零散提及至田园诗成为重要诗歌题材,描述诗人"耕隐"心态,表现怡然自得心境;"耕隐"作品影响巨大,形成"桃源"文化现象。     

《瓦尔登湖》引用中国先秦经典之方式及其意蕴探微

梭罗的《瓦尔登湖》具有很深的中国先秦经典情结。在其著作中或明引，或间引，或暗引，引用自如，方式灵活，契合自洽，体现了真、善、美的高度完美的有机结合。引用经典，不仅丰富了文化意蕴，提升了思想境界，而且更是彰显了西方学者酷爱中国先秦圣哲经典好学精神与宏阔视野，由此彰显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无限魅力。在当今世界多元文化交融发展的生态格局中，《瓦尔登湖》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地引用中国先秦圣哲经典精神的成功典范，更具有学术价值与启迪意义。     

龚克昌先生汉赋研究述评

龚克昌先生对汉赋研究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一)推翻了两千年来人们强加给汉赋的种种鄙薄之词,为新时期的汉赋研究揭开了序幕;(二)深入探讨汉赋的思想价值及艺术贡献,充分肯定其文学史地位;(三)系统研究汉赋作家作品,梳理汉赋发展的历史流程;(四)校注、评析所有汉赋,为学术界提供可靠的参考资料;(五)培养汉赋研究的有生力量,使赋学研究组织化、规范化、世界化,为新世纪的辞赋研究奠定了基础。     

论荀子对王符政治思想的影响

王符的治学指归上通荀学,致其政治思想超逸汉代一般学者。荀子以治学修身为政治根本,王符以此为治政前提。王符以礼法为儒家经典的精神实质,是对荀子观念的继承发挥。荀子的礼法关系理论和法治思想被王符继承下来并根据特定的时政进行了发展。荀子以任贤为治政的基础,王符的贤臣准则突出地体现了和荀子贤臣观的承传关系。王符继承和发展荀子学说,不仅由于学术理论上的承传,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时事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