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自我──从“批判”、“反思”和“忏悔”说开去

当我们探讨西方人和中国人不同的“国民性格”的时候，有三个词是应当予以关注的，那就是“批判”、“反思”和“忏悔”。正是对这几个词的不同诠释或不同态度，使得两种文化及其不同历史影响之间的差异表现得十分突出了。一 对于现代中国人来说，“批判”这个词是完全不陌生的。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个词的使用频率无疑是最高的。当时有所谓“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四大”对一度还写进了宪法）。其实，这“四大”归根到底是“一大”：大批判。在那个年月，几乎人人都在进行批判：批判阶级敌人，批判牛鬼蛇神，批判封…     

中华“龙”文化的生命生态精神

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象征，“龙”不是“神”，而是中华民族生命存在方式和生命生成方式的凝炼、概括和提升。中华“龙”文化的建构历程及建构机制折射出中华民族的形成及生命生长历程。从生命生成视角和文化建构视域来看，天地之大德日生、和实生物、和而不同、生生之谓易、生生不息，构成中华“龙”文化的生命理念；其生命生成方式和文化建构模式是一种融合兼容、有容乃大的模式；其基本特性是优化创生性、开放性兼容性、协调和谐性、系统整体性、一体多样性。中华“龙”文化内蕴着宝贵的生命生态精神和生命伦理智慧，从生命生成的生态性视域解读中华“龙”文化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生命体验、生存感受与现代中国的文化创造——我看“新国学”的“根据”

王富仁先生的“新国学”的设想实际上是关于现代中国文化如何充分发挥自身独立性与创造性的深刻思想。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如何面对现代中国的新问题发言,如何具有发现和解决现代中国人生存与生命问题的能力,这才是现代中国学术的真正目标,是“国学”之于现代文化的“新”。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便在于中国知识分子必须真正返回到自己的生命体验与生存感受当中,并以此作为文化创造的根据。     

“采桑”主题的文化渊源与历史演变

桑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是生命和生殖力的象征。“日出扶桑”、“空桑生人”等神话及其在周代以来的人间化形态─—桑林会男女的古俗，构成了后世采桑主题的文学母题。而随着历史的演进和文化价值观的变化，采桑主题又发展出男女相思相恋和男女相互冲突这样两种典型模式。缘此线索考察周代以来的采桑文学，可以对其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及艺术结构特点作出深层次的解释。     

“文化理解”与文化引进

本文从现代中国文化引进的矛盾和困境入手，对文化认同的两种模式即“文化了解模式”和“文化理解模式”进行比较分析，指出“文化理解”是文化引进的基本规律，通过对文化热中的“中国西方思潮”的反思，得出结论：成功的文化引进，包括“忠实的理解”和“创造性的转化”两个过程，由此就必须进行文化心态、文化生态、文化转译和文化要素的耦合、文化力的定位、文化体系的再创造六个方面的理论突破。     

上帝的“误读”与“悟读”——上帝“演变”所透视的生命内涵

“上帝”原本是基督教的信仰核心,但是,随着文化的交流和认识的深化,上帝越来越普遍地受重视,它不仅走出了单一的基督教含义,而且体现了人类自我认识的发展历程,蕴含了人生和生命的成长历程。文章从上帝概念的演变和发展这一维度来探讨其所透示的生命内涵及其意义。     

“君子”历史演变刍议

“君子”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典籍文献中，道德是作为各级贵族的通称而出现的。后经春秋战国兴起的知识分子阶层的注解提升，特别是儒家的极力推崇和宣扬，逐步由统治阶级的专称演变为“有才德的人”，成为社会各阶层共同信奉的道德人格的化身。考察“君子”的历史演变过程，揭示其演变的内在逻辑线索，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君子’在历史文化变迁中所承担的角色及其是非得失，在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中，对其作出符合时代要求的诠释。一、从“天命君子”到“事业君子”“君子”最早出现在反映夏、商、周三代典制的历史文献《尚书》中，在后世的文…     

道德、民主与科学的融摄——熊十力对中国文化道统的现代诠释

熊十力的道统思想包括道统内涵的现代阐释、道统传承历程的梳理、道统内含的治统与学统的发掘以及道统、治统与学统的全面重建等多方面内容。他的“一国学术思想的中心”与“立国精神”的道统观,相对于第一代新儒家群体中冯友兰和钱穆的道统观具有更为合理自洽的思想价值,但是,他关于中国文化道统内含的治统与学统的现代诠释及其力图从儒家心性之道的践履中发展出民主与科学的理论建构又有自身的缺陷。全面梳理熊十力对中国文化道统的现代诠释,不仅对于深入认识现代新儒家道统思想的演进脉络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而且对于批判性地汲取现代新儒家道统思想的合理价值以推进中国文化道统的现代传承也有重要的理论启示和时代价值。     

回向“中国现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不能脱离中国的话语和实践,且必须对中国现实和中国道路做出理论上的审视与观照。通过回向“中国现实”,思考当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以及体验结构,把握“思想中的时代”;通过重新认识和理解“中国”,对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及其文化连续性做出阐释,把握“思想中的自我”,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真意。因此,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为一种学术追求、价值追求,顺着中国人的生命、生活和中华文化的特质、价值,生成中华民族的思想自我,努力创造当代中国自己的哲学理论。     

由“富”到“强”如何可能？——论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富强”与中国传统文化之关系

“富强”作为一种核心价值，不能仅从“富”上考量，还须从“强”上来阐发。即，一个国家或民族物质财富上的“富有”，并不一定意味着这个国家或民族就一定足够“强大”。“富强”如果既意味着“富有”亦意味着“强大”，则必须包括以下三点：其一，富民，藏富于民；其二，教民，官吏以身作则使百姓知文化德义、礼义廉耻；其三，社会养成君子品格，能意识到财富在人生价值中的限度。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并不排斥物质财富，且于以上三点都有极具价值的论述。故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富强”必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与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