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PVAR分析——以中国31个省级单位的公路建设为实证研究案例

为有效揭示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方式,本文采用基于面板数据的向量自回归方法,建立三阶滞后PVAR模型,对中国31个省级单位1994-2004年的公路投资建设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公路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互动关系,其相互间作用机制是复杂的、多重的和多样的,两者间的基本关系是“非对称互动关系”。本文依据实证结论对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非对称互动关系”进行了探讨,对政府如何更好地进行公共投资决策提出了建议。     

绿色金融、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基于一般均衡模型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在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进程中,“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提出使得绿色金融促进经济绿色发展成为国家战略。为进一步考察绿色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文章建立了一个基于内生增长理论的一般均衡模型分析框架并进行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一方面考察绿色金融的合理规模和政策干预的合理边界,另一方面验证绿色金融、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模型分析认为,银行更看重厂商抵押品和现有产出水平的贷款评估模式会造成对环保厂商技术进步潜能的忽视和信贷资源的错配,为解决错配问题的政府干预存在政策锚不明确的问题,所以有绿色金融非理性扩张的可能。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支持技术进步在绿色金融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且绿色金融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即理论上存在绿色金融规模的最优值,而该最优值约为36.03%。虽然大多数省份和全国水平仍低于最优值,但存在部分省份超出的情况,绿色金融非理性扩张已应给予关注。     

我国经济增长的阶段性和“全面小康增长”的实现途径

我国经济实现“软着陆”以后 ,经济周期的形式和特征发生了显著变化 ,在今后的持续增长过程中将由“峰前谷后”的极度非对称性周期逐渐向以自然率为平均增长水平的对称性周期转变。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长尾特征必然带来经济“软着陆”后的“软扩张”。在“全面小康增长”的历史进程当中 ,经济增长的总需求驱动、扩张性的需求管理政策、虚拟经济和实际经济的规模与关系和谐等将成为中国经济周期波动中的典型特征。     

外国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环境效应理论分析

文章借鉴环境经济学家Daly分析经济增长的环境效应以及陈艳莹博士对经济增长对环境压力分析模型,将其一国经济增长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延伸到开放经济下有着资本流动的经济增长与环境影响的状态,从而建立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之间的分析模型。并借鉴Grossman和krueger分析贸易对环境影响的三大效应,把贸易对环境影响的分析框架借用到外国直接投资对环境影响的分析,从而把外国直接投资对环境的影响分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     

政府规模“内生性”扩张问题探讨

政府规模的过度膨胀是世界各国面临的普遍问题.其原因一方面是提供公共物品或服务的需要,另一方面,则与政府机构的特性有关.与市场组织不同,政府组织处于公共产品供给的垄断地位,往往具有“预算最大化”和“职能强化”的倾向,这使得政府 规模的增长呈现出“内生性”的特征.克服政府规模“内生性”扩张问题,应着力优化政府组织的治理结构,并在强化外部监督和完善市场机制的同时,推进公民事务的自治.     

区域地方政府间的非对称关系研究——以粤港政府合作为例

区域地方政府间的关系是近年来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但学者们在研究时基本都是假设合作的主体是相同政治、行政体制下的政府间关系.对于广东省与香港特区之间这一“一国两制”下跨越不同政治体制,在宪制安排、管治权力下存在不对称关系的的地方政府间关系仍缺乏足够关注.笔者分析了这种非对称府际关系的表现及对粤港两地合作带来的影响,以引起研究者们对这一特殊府际关系的关注,丰富区域地方政府间关系研究的视角.     

新政治经济学价值及其适用于中国的原因

由于排斥政治因素的新古典经济学已无法解释许多经济行为和现象,加上当前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政府干预经济,新政治经济学成为经济学关于“政治与经济”、“国家(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研究的新阶段。引入政治因素、制度因素和实证主义构成其基本理论价值。而实践证明,任何一种试图在宏观上对中国经济转型进行经济学解释的分析框架,它要么将政府作为一个不可或缺的考察变量,要么就将政府行为本身作为其分析框架。因此,作为这种研究取向的理论范式,新政治经济学为解释中国经济转型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视角。     

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基于秩的因果关系研究

采用基于秩的非参数方法对中国的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存在由政府规模到经济增长的单向因果关系,而且政府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正面的.这一发现证实了凯恩斯主义的观点,而不支持瓦格拉假说.这一结论对于政府的政策取向的主要意义在于一方面,在经济不景气阶段可以通过扩大政府消费支出来推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由于政府消费具有跨期效应,其政策应当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文明”与“武明”之辩证——康有为“物质救国论”的意义

19、20世纪之交,康有为遍游世界,在研究了现代国家竞争的经验、特别是德国崛起的经验后提出了“物质救国论”的重要主张,其“物质”包括经济、科技和国防三个方面.此论虽然在反对民主革命和文化革命方面显得“保守”,却准确把握了近代以来中国一再失败的直接原因,实际上提出了经济、政治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及中国现代化的道路问题,对我们今天深入理解“硬力量”与“软力量”的关系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住房保障中的福利政治与政府行为——以“后单位社会”为背景

福利政治蕴含着福利资源配置中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权力关系,通过在社会结构框架中的实践呈现出来.以往我国反映这种权力关系和结构特性的是单位制度.目前,单位制度对城市社会的影响逐渐减弱,但并未完全消失,因此呈现出“后单位社会”的特性.“后单位社会”的住房保障中新旧体制和新旧结构性因素并存,政府与社会成员之间以及社会组织之间的权力关系处于动态建构的状态.政府在联合社会力量推进住房保障的过程中,产生了体制复归和体制创新两种后果,这两种效果是当下社会福利政治的独特表现,应予以辩证理解和科学把握.“后单位社会”福利政治的目标首先是社会成员具有表达并实现权利的组织载体,其次是社会组织在福利资源配置中处于平等的地位.     

地方政府公共支出规模、结构与经济增长——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为了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除了适当的政府公共支出问题政策外,更值得关注的应该是高效率的政府支出结构.研究我国地方政府支出总量和结构与地方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论表明:在我国的政府公共支出中,产出弹性最高的分别为政府消费支出和政府科研支出,其次是政府关于文教卫生方面的支出,而政府经济建设支出对经济的影响很小且不显著.全国政府公共支出规模已经超出最优水平,而地方政府公共支出则尚未达到我国公共支出规模的最优水平,还有上升的空间.     

“资源诅咒”的生态经济学解析

传统经济学对于“资源诅咒”的研究重点是富裕资源对经济增长的阻碍作用机理,关注经济增长却忽视自然资源与经济社会相互作用的关系.在归纳总结传统经济学对“资源诅咒”研究的基础上,从生态经济学的视角对生态资源与经济增长两者关系研究中的思想、系统观点、生态功能及生态资源价值和生态能力等方面与传统经济学分析进行比较,从而更加清晰地解析“资源诅咒”形成的根本原因.     

入境旅游与经济增长非线性转换机理研究

以1998～2014年我国入境旅游外汇收入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季度时间序列数据为样本,运用STR非线性模型研究表明,我国入境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由于入境旅游对经济波动的敏感性,导致入境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正向关系随之减弱,但这种影响的存在周期并不会很长;两者关系间存在显著的机制转换非线性特征。未来,不断增强旅游业的经济融合能力,提升旅游业对经济增长的正面促进作用,促使入境旅游对经济增长的关系向稳定的正向互动上发展。     

浅析我国转型期经济高增长背后的资源配置低效率

在我国转型经济中,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伴随着资源配置低效率。西方经济学的“市场失灵论”和“政府失败论”为我国资源配置效率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解析框架,而我国的特殊国情无疑也是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因素。今后欲在保持经济高增长的同时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必须要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正确处理市场调节和政府干预的关系,优化产业结构,加快发展充分、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建立有限、高效和法制的政府。     

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增长效应测算——增长效应与增长动力的结构性适配

随着中国资本账户开放进程不断推进,其增长效应引发大量学术讨论,但未获得稳健的理论与现实支撑。从理论上分析资本账户开放的直接、间接影响路径与东道国经济增长动力之间的映射关系,增长效应与增长动力的结构性适配是关键所在。基于此,构建中介效应系统进行实证分析,考察中国的资本账户开放、规模扩张、追赶型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资本流入表现出对经济规模扩张、追赶型技术进步的显著推动作用,而资本流出的作用则不显著;当前,中国资本账户开放政策具备持续3年的短期增长效应,而追赶型技术进步增长红利的持续释放会对冲规模扩张的不利影响,于第6年开始保持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因此,结构化、周期化、叠加性的资本账户开放政策能够充分适配增长效应和增长动力。     

财政分权改革、地方政府行为与经济增长

本文将我国财政分权改革、地方政府行为和经济增长纳入到一个统一的框架内,试图对我国的经济增长的制度动力做出合理的解释。本文认为,中国的财政分权改革在实现中央和地方政府经济分权的同时,保留了政治上的中央集权。这种独特的财政分权制度事实上导致了我国地方政府之间竞争的加剧,造成了地方政府间关系的变化,形成了地方政府"为GDP增长而竞争"的竞争态势。这种竞争态势是构成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之一,但同时也通过对我国地方政府的行为和目标取向的影响对我国的经济增长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     

西方国家地方政府“议政相合”管理模式初探

西方国家一些地方政府实行“议政相合”管理模式,有英国的完全相合型、法国的基本相合型和美国、德国的分合混合型等具体类型.这种管理模式与地方自治的管理体制、横向宽幅的管理方式、纵向宽松的权力关系以及各司其责的管理内容密切相关.西方国家一些地方政府实行“议政相合”管理模式,有其自身合理性解释,同时,按照权力分立、权力制约的分析框架,这种模式又存在体制上的空白.     

腐败、政府干预与私营经济——基于三方博弈框架的实证研究

腐败事件频发与经济高速增长共存的这一悖论在中国得到了很好诠释。从政府、职能部门和私营企业的角度出发,构建了一个三方博弈模型并探讨了腐败产生的原因及各方的博弈过程。基于博弈模型的框架,采用省市级面板数据和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腐败、政府干预与私营经济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私营经济与腐败程度之间具有正相关性,并且腐败促进私营经济发展的边际效应是递增的;适度的政府干预有助于改善市场的缺陷,促进私营经济的发展;腐败虽然能促进私营经济的发展,但也能让政府干预的正效应减弱,对私营经济的发展是弊大于利。     

政府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相关性的实证分析--利用斜率关联模型求解的一种新方法

国内外学者关于政府公共支出规模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研究,存在着负相关、正相关和不相关三种观点;利用斜率关联模型,以中国1996-2003年为样本区间,实证分析的结果是政府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呈非常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一实证结果,不仅与我国政府公共支出规模不断扩大及其经济增长的趋势实际完全吻合,而且说明我国政府公共支出规模仍有继续扩大的空间.     

从“双重创造”到“双向塑造”——构建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中国经验

新古典经济学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主流观点隐含了一系列重要的制度条件-例如相对完善和发达的市场以及有效、有限政府,在发展中和转型国家都是付之阙如的。中国的经济改革采取“渐进改革”的策略,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探索出极具特色的动态演进路径,成功摆脱了新古典经济学关于政府-市场关系的分析偏误和陷阱。中国先是通过一系列政府治理改革重构地方政府激励,形成地方竞争,鼓励地方政府积极培育和创造市场,渐次完成经济转型所需的新型政府与市场的“双重创造”;然后,随着市场化进程加速,“官场+市场”双重竞争体制全面形成,政府与市场之间通过“双向塑造”共同克服经济发展中的“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中央政府在塑造中国特色的政府-市场关系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引导、协调和纠偏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