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机与入洛南方文人的交游

陆机入洛之后,虽然也备受侮辱、歧视,处境艰难,但他还是凭借着家族的威望、个人出众的才华成了入洛南人的领袖,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南人集团.他常常与其他南方士人通力合作,共同引荐同乡进入北方社会.这时与他交游的南方文人除了陆云之外,主要有顾荣、贺循、纪瞻、戴渊等,他们不仅以诗唱和,传达友谊,而且在危难之际,彼此照应、相互提携.     

试论唐代高僧的史学修养

唐代是我国佛教史学的繁盛期,在儒家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古代社会,自幼浸润于传统文化当中的唐代高僧,他们或通过官学、私学,或通过寺学等多种途径接受儒家传统的经史教育,并将这种学术背景展露于其著述当中.因此,唐代高僧编撰的佛教史籍,不仅继承了传统史学的体裁和观念,而且为我们留存了中古社会的大量史料,特别是佛教史料.     

泰州学派在江西的流衍及其思想特色

自从王艮在阳明后学中另启泰州学脉之后,泰州之学在江苏、江西广为流播,甚至在学术上出现了两地双蜂并峙的格局.泰州学派中的江西诸子继承了泰州之学面向平民大众的学术取向,他们不仅在良知论、心性论、工夫论及儒学伦理世俗化等方面卓有建树,而且在改良社会方面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展现出古代知识分子浓厚的社会参与意识,造就了江西"泰州之学"鲜明的思想特色.     

中国社会学的双重发端

中国社会学在其形成之初,不仅有丰富的西方学术传统的理论来源,而且也有深厚的中国学术传统的思想渊源.以先秦儒学、两汉经学、宋明理学和晚清今文经学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学术传统,孕育了中国社会学关怀人生、体察社会、经世致用和重视道德教化的学术风格:人本主义社会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和实证主义社会理论,都是中国社会学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的西方学传统,早期社会学家在这三大西方社会理论中分别吸收了不同的思想原则,为中国社会学展开了广阔的理论视野.康有为承继中国学术传统开启了中国社会学的内源性发端,严复通过引入西方社会学开启了中国社会学的外引性发端,而梁启超则在中西学术传统的融合中为中国社会学的建立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     

“社会排斥”与“社会脱离”

社会排斥理论强调了贫困者不仅缺乏收入,而且还缺乏收入以外的许多社会内容,如社会参与、社会权利和义务以及社会道德秩序等.同时,它也强调了作为穷人,其社会地位、生活、受教育和其他方面不仅是短缺的,而且是被排斥的.这种排斥是在社会结构制约下的一种长期的"隔离".作者吸收了社会排斥理论的部分观点,提出了"社会脱离"概念并做了初步分析.当前以贫困下岗失业者为主体的城市新贫困者身处社会脱离状态之中,他们的职业身份、日常生活以及社会关系等与社会生活的主流之间存在距离.不过,这些人具有在较短时间内摆脱贫困和走出社会脱离状态的可能性.     

注定的悲剧命运——析《德伯家的苔丝》中苔丝的悲剧

苔丝的人生悲剧,是由命运、性格、社会三方面的原因导致的.在社会恶势力与腐朽的道德礼教的共同残害下,在无法抵抗的命运控制下,天性纯洁的苔丝注定逃脱不了悲剧的结局.     

论清代嘉道年间的议政风尚

清代嘉庆、道光年间,龚自珍等一批忧国忧民之士大胆预示衰世,讥切时政,倡言变法.这不仅促进了当时学术风气的明显转变,对固步自封、腐朽专制的统治者也起了一定的警示作用.     

从清末商会的诞生看资产阶级的初步形成

所谓阶级应该是一个社会集团,这个集团的成员不仅在社会经济结构中处于相同的地位,具有共同的利益,而且彼此之间必须存在着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成为协调行动的一股社会政治力量.孤立的状态是不可能形成一个阶级的,马克思在分析法国中世纪的小农时就曾指出:"由于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不难看出,一个阶级的形成有赖于其成员之间相互联系的加强和组织程度的提高,这也是考察资产阶级是否形成的一个重要依据.因为自发分散的资产阶级分子,只有组织程度有所增强,通过某种枢纽     

戴表元与赵孟頫交往考辨

笔者在整理<戴表元集>的过程中,发现戴表元与赵孟頫的交往是元代文化的一种奇特现象.他们两人社会地位悬殊,成就的领域也各不相同,但自从初次交往起,其友谊却持续终生.通过对文献的解读,本文认为他们一生中见面次数不是通常所说的五次,而是至少在八次以上;他们的交往不存在地位高低之分,而是完全平等的情感交流;相互钦慕是他们交往的逻辑起点,而相同的生活态度、艺术见解以及多才多艺则是维系他们友谊的思想基础.     

朱陆之辩的缘由

朱熹和陆九渊之间的是非恩怨,是中国思想史绵延数百年的大公案.本文试图解释,他们的思想分歧越演越烈,很大程度上是他们争夺道统继承权的产物.这一假设不仅是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势推断的结果,而且也有证据支持.其中的关键证据就是,当朱熹听完陆九渊的一次学术演讲之后,居然在春寒料峭的时候冷汗直冒.另外,我们还运用社会生物学的成果来探察朱熹和陆九渊的人格结构,从而认为两人的个性差异极大地影响了他们的思想分歧.     

李大钊与五四时期中国学术观念的更新

五四时期是中国学术观念根本转型的时期,马克思主义被引入中国的学术界.李大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他在继承中国近代进步的学术传统的同时,不仅在中国引入唯物史观,为中国学术提供了新的学术观念,而且还运用唯物史观率先进行学术研究.他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所形成的学术观,不仅是对五四时期学术观念的总结和提升,而且对中国现代学术观念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李大钊推动了五四时期中国学术观念的更新,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的开创者.     

人类友谊的光辉典范——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

古今中外有许许多多关于友谊的动人故事。科学共产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终身友谊,则足以使这一切故事都黯然失色。马克思与恩格斯的伟大友谊,是人类友谊的光辉典范。这一友谊的最宝贵的结晶,就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锋利无比的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的产生。 人们说起马克思,则必然提到恩格斯,同样,说起恩格斯,也必然提到马克思。这两个光辉的名字,已经历史地联结在一起,并将千秋万代永远是这样。他们两人并肩战斗四十年,共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共同领导了国际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他们无论在思想上、学问上,还是在金钱上,感情上都是不分彼此的。恩格斯是马克思的第二个“我”。正如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正确地指出的那样:“他们的关系超过了古人关于人类友谊的一切最动人的传说。”     

我国现阶段的市场和政府及其新关系的构建

现代市场经济是市场和政府相结合的经济.如何处理市场和政府的关系问题,直接关系到经济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关于市场和政府相结合这一错综复杂问题的争论,在我国经济体制市场取向的改革过程中一直没有停止过.学术理论界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观点虽然不尽相同.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假定前提,即在我国现阶段.市场机制不仅是完善的而且政府职能界定是合理的.然而,事实究竟如何呢?为此,仔细深入分析我国现阶段的市场状况和政府状况是很有必要的.     

近代化——中国传统知识阶层的困境

本文从历史、社会、文化三个层次深入阐述了中国传统知识阶层在近代化道路上的坎坷经历．作者认为,中国传统知识阶层由于其自身的弱点以及专制制度的摧残,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已经逐步腐朽．在近代变局之下,这一阶层难以顺利地《进行自我更新并完成所肩负的历史使命,而中国社会所存在的种种弊端又使其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改革与探索举步维艰．其结局不仅是富强之梦的破产,而且是形形色色的复古潮流死灰复燃．     

划界问题或科学划界

划界问题或科学划界尽管在理论上困难重重,但在实践上还是可行的.它不仅是科学哲学中一个意义深远的学术问题,而且在科学研究活动和社会建制中也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论李如松与徐渭的交游

李如松是明代名将,徐渭是江南文人,二人一文一武,一老一少。无论职业还是年龄,他们相差甚大,但他们真诚相交20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感情至深,传为佳话,那么,他们为什么能结下这样的友谊呢?他们相互仰慕,有着共同的爱好,性格上相似,有着抗倭的情节,共同铸就武将名士的历史佳话,他们的相遇是历史的机遇酿成的,他们的相知,除了个人的原因外,更重要的有深层次的文化背景     

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文学

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南联大不仅是中国学术文化的中心,也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重要基地.这里汇集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众多的精英人物,闻一多、朱自清、沈从文、冯至、李广田、卞之琳等作家和诗人以及他们的学生汪曾祺、穆旦、郑敏、杜运燮等共同构成了西南联大作家、诗人群.他们在艰难困苦的环境里,对人生、现实和自身体验进行积极的思考和探索,创作出了一大批经典的现代文学作品,奠定了他们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进入圈子与隔离道统:司马光与理学之渊源辨析

学界对司马光哲学思想的归属问题认识不一,既看到了他与理学之间的亲密关系,又囿于南宋以来的道统意识,不愿接受其在理学发展史上的宗师地位.实则司马光不仅与理学中人多有交往,主动参与北宋理学诸子的学术圈子,共同促成了理学初兴时期元气淋漓的发展局面;而且后世学人在题写有关司马光之书画作品时,对其学术品格与道学气象也十分推崇.但在程朱后学争胜门户、指认谱系的过程中,司马光逐渐被隔离道统,其理学宗师的身份也随之被消释掉了.     

公共交往、学术传承与社会教化——传播史视域下的书院性质研究

书院不仅是中国古代社会重要的教育组织,而且也是重要的文化传播组织.书院的传播活动具有三个方面的特征,一是传播空间上实现了从私密性到公共性的转变;二是传播层次上实现了从知识生产到学术谱系的提升;三是传播理念上实现了从个体教化到社会教化的延伸.书院传播活动的发展,是其立足于地方社会和获得制度化赓续的重要原因.     

我国耕地保护的社会责任及对策分析

耕地是一个典型的准公共物品,不仅给农民带来经济收益,而且为社会公众提供了大量的、具有强烈外部性的非生产性功能.这在客观上要求耕地保护不仅仅是农民的责任,更应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从外部性理论、准公共物品理论和产权理论三个方面看,强调我国耕地保护社会责任更有其必要性.这就要求我们提高全社会耕地保护意识,分担农民耕地保护成本,建立和完善耕地保护社会责任监督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