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从“同路人”向“圣人”的移位与归位

以俄苏"同路人"文学和上海左翼文艺运动为背景,瞿秋白对鲁迅作为革命"同路人"的思想转变及其历史意义作了深刻的阐述。鲁迅去世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背景上称鲁迅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瞿秋白和毛泽东对鲁迅的崇高地位所作的结论代表了鲁迅思想研究的不同阶段。梳理鲁迅从革命的"同路人"向"圣人"的历史移位与归位,并重新思考"同路人"在左翼文艺运动中的历史地位和文学价值,将丰富和充实"鲁迅本体"研究的新思路。     

晋绥边区乡村民主建设的历史审视——以1945年的“村选”运动为例

晋绥边区曾开展广泛的乡村民主建设。就"村选"达成的具体目标而言,其实践效果十分明显。然而,从制度建设角度来看,乡村民主制度建设的制度绩效却未曾彰显。乡村民主建设的根基在那里?怎样保障乡村民主的制度建设及其持久运行?这一既是历史也是现实的命题,值得我们在历史审视中获得清醒的认知。在百年来的乡村民主建设的历史长程中,晋绥边区的"村选运动"其实只是其中的一个片断。     

“以建设为中心”思想的形成与歧变——中共“八大”与新中国建设的全面展开

"八大"标志着全面建设时代的开始与革命时代胜利结束的历史转向。以建设为主题的时代转换也是一个艰难而复杂的历史进程。从1957年开始,毛泽东重新思考革命与建设的关系,并逐步提出和强化"不断革命"的思想。进入60年代后,整个局势的演进更执着地趋向于"革命",以建设为主题的思想逐步趋于弱化。"全党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的根本任务,不时受到"革命运动"的消解。"以建设为中心"的思想或时代的真正到来,还须假以时日。     

当代中国乡村典型产生的动力机制溯源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为了尽快实现农村现代化的目标,党在乡村建设中树立典型,并赋予这些典型引导乡村建设的政治功能。当代中国乡村发展史几乎可以被看成是以乡村典型变迁为标志的发展史。乡村典型的产生是历史、文化和政治等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仅就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若干理论和实践来看,其产生的动力机制由四方面构成:(1)中国革命遗产提供了历史动力;(2)群众路线思想提供了理论动力;(3)乡村发展"锦标赛"提供了体制动力;(4)乡村制度的非连续性变迁提供了乡村典型不断更替的现实动力。     

毛泽东革命话语的现代性维度

作为历史话语的革命尽管面临现代性的冲击与挑战,但其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这一点在毛泽东研究中尤其如是。因为革命是承载中国共产主义实践的重要载体,它不仅构成了勾画毛泽东思想肖像的核心维度,而且也是当下如何评议毛泽东的关键词。革命在毛泽东那里不仅是单纯的政治运动或政治术语,而且具备了丰富的现代性内涵。其中,政治革命成为毛泽东步入现代性的起点,经济革命成为应对沉重现代性压抑的重要工具,而文化革命更是作为毛泽东求解现代性困境的方略而被置于重要位置。在当前历史条件下重新思考毛泽东的革命思想具备了理论与现实的可能性,但必须正确设定科学的理论原则、科学处理安置现实主义语境下革命理想主义的冲动问题以及科学构筑毛泽东革命思想的当代"出场"形式。     

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历史叙事”与现实诉求

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历史叙事"蔚为大观,其题材丰富多样,而以"革命"、"家族"、"文革"和"抗战"等最为突出,这与中国乡村社会的现实诉求相关,并因此透露出浓郁的时代焦虑。在重写乡土历史时,作家们也感到难以摆脱既有的乡土"历史叙事"传统尤其是"十七年"和"新时期"传统的影响。在现实与美学的双重焦虑中,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历史叙事"有了诸多新的艺术特质。     

“政党在乡”:执政党在中国乡村社会的政治建设转向

传统中国对乡村的治理是通过地方乡绅实现的。晚清以降,随着士绅的分化与消失,乡村政权式微,而国民党的政党下乡以失败告终。共产党通过组织建设、政治动员、革命与改造等方式实现了政党下乡的成功。但改革开放后,乡村政治出现了"内卷化"困境,许多农村基层政权组织日益蜕变为"赢利型经纪"。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时期,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应充分尊重基层民主发展的现实,切实推进农村基层组织体制改革,坚决而适度地矫正和去除行政化倾向,通过吸纳"乡土精英",动员和组织"新乡绅"力量,使党的意志真正被乡村社会和群众所接受,实现"政党下乡"到"政党在乡"的转变。     

“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

“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这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恩格斯在驳斥英国托马斯·卡莱尔诬蔑共产主义者怀疑或轻视“历史的启示”时所作的庄严宣告。它既蕴涵着深途的哲理，又说明了共产主义者对历史的高度重视。历史是人类创造的，是“人类发展的过程”。历史研究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种过程的运动规律”（恩格斯语）。而只有揭示人类发展过程的运动规律，历史研究才能真正发挥应有的社会功能。历史研究有助于认清国情。认清中国国情，乃是认清中国革命和建设问题的基本的根据。现实社会犹如一个万花筒，包罗千姿百态的社会现象。而这些社会…     

关于鲁迅的“同路人”问题及其他

历史上有对鲁迅"同路人"的一种身份界定,连冯雪峰、瞿秋白都持过此观点。"革命文学"运动时,创造社、太阳社思想和行为上的极端盲动幼稚,未能形成"比较完成的无产阶级文学"即文学主流,在此语境下将鲁迅视为"同路人",是一种傲慢、不符合实际的评价。实际上鲁迅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下多次帮助过共产党,不是一个"在旁边""说话"的"同路人"。从鲁迅对他人议论自己"同路人"的反应以及鲁迅对苏俄文学史上"同路人"的评价看,鲁迅不是"同路人"。对鲁迅"同路人"身份的认识实际上还涉及如何客观认识现代文学的历史真貌。     

新世纪文学中的“新左翼精神”

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的社会转型和文学知识分子现实战斗精神的复活,出现了一股十分强劲的"新左翼文学"思潮。"新左翼文学"的最为突出的方面,便是以对社会现实的见证与批判为核心的"新左翼精神"。但在同时,历史哲学的匮乏与阙如也成了"新左翼文学"的内在问题。特别是在今天这样的"后革命时代",是否需要和应该建立怎样的历史哲学是我们整个文学界和思想文化界所面临的巨大课题。     

教派书写与反教派书写

民间信仰作为中国社会研究的重要视角,以其对和谐社会建设所具有的重大促进意义,愈来愈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承担教育部社科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民间信仰与中国社会研究”以来,从民间信仰与宗教的关系入手,首先对民间信仰与中国社会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了深入探讨,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国内外学者撰写的本组笔谈,就是一部分相关的阶段性成果。     

胡塞尔的"意向性直观"与广松涉"意义的所识"

广松涉认为,胡塞尔的“意向性本质直观”不过是人们交互主体地、观念地、逻辑地把握事物的纯主观意识形式,是观念的符号。但实际上,人们对事物的观念把握或“本质直观”,如果脱离人们的社会实践及主体际交互主体的语言交流,它们是很难实现的。因此,这就需要对人们是怎样通过社会实践和相互间的语言交流而形成了他们关于对象世界的对象意识、以及这种对象意识的双重认识构造和“四肢结构”关系予以理论的解析。于是,广松涉独具特色的认识论由以形成。     

中国传统哲学之“虑”的思想方式

受西方哲学的影响,在当代中国人的观念中,哲学就是“思的事情”,“思”是思想活动的唯一方式。“思”确是西方哲学的思想方式,但并不是人类唯一的思想方式。对于中国传统哲学来说,哲学的思想方式不是“思”而是“虑”。“虑”的思想活动在针对的问题的性质、问题发生的根源以及问题的诉求等方面都与“思”的思想活动有着根本的区别。     

元晓“和诤”理论与义天“圆融”思想

元晓和义天这两位韩国佛教史上著名的国师,一倡“和诤”,一主“圆融”,这两者其实一脉相承,他们继承了中国传统中儒释道融合的思想,但不失佛教的立场。这两者稍有不同的是,元晓着力在和会诸宗内部的纷争,义天重在宏观上的融合。     

中西礼貌原则与“入乡随俗”原则

汉民族和英语民族对礼貌有着不同的释义,礼貌打上了文化烙印.在汉英跨文化交际活动中,应以"入乡随俗"原则指导交际双方的礼貌言行,同时依据具体不同的"文化大背景和文化小背景"适时、适地地把握"入乡随俗"的度,旨在最大程度上避免由礼貌引起的语用失误.     

"无赖假定"与宪政设计

本文认为,休谟在"无赖假定"基础上的宪政设计是以人性的恶为前提,又对人类恶予以遏制的明智选择.无赖的存在是政治生活中不可根除的顽症,但是合理而巧妙的制度安排却可以对此进行有效的控制.休谟设计的制度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这是宪政制度拥有持久魅力的原因所在.     

网络社会与"理想的话语环境"

当代德国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曾试图通过主体间的商谈、沟通建立一个"理想的话语环境",在现实的权力和金钱的侵蚀下哈氏的谋划难以成形.当我们进入虚拟的网络社会,"理想的话语环境"应该并能够实现,它作为一个实现了的理想模型,为现实交往的理想化提供了一个可见的参照系.     

评析卢武铉“和平繁荣政策”下南北关系的发展

韩国卢武铉政府执政后,出台了新的对朝政策即“和平繁荣政策”。3年来,“和平繁荣政策”的实施切实地推动了南北关系的发展,使南北交流与合作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但由于双方根深蒂固的互不信任以及地缘政治环境所带来的外部因素的影响与制约,南北关系发展也充满了曲折和挑战。展望未来,“和平繁荣政策”所倡导的对话、合作、共同繁荣仍是南北关系发展的主流。     

佛经故事与中韩两国的“高僧与美女故事”

佛典汉译是中国文学、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汉译佛经给东方文化及文学带来巨大的影响.佛教的传播借助于佛经的翻译,而佛经中又包含着大量的故事,"高僧与美女"故事,就是佛经中重要的故事类型之一.探讨中韩两国"高僧与美女故事"的佛经渊源,并阐释佛经故事与中韩两国民间故事的关联,这对梳理和探索佛经文学,以及研究佛经对中朝两国民间故事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     

精微深奥与纤细清越－－谈古典文学作品中的幼眇之美

幼眇本义指细小,进入战国时期以后,开始用于描绘美好的事物,成为一般的美的概念.它所描绘的对象,多是具有阴柔之美的事物,是周代传统审美观所否定的.它也具有幽微的含义,道家用它来表现道的形态,并赋予其正面含义.在后代文学作品中,这两种用法并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