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海商与中日关系

中华文明自肇始之时起便具有陆海两重性。但在古代前期,内陆意识占据主导地位,更多的是受"华夏正统观"和"华夷之辨"的影响。中唐以降,随着中外交流由陆路全面转向海洋,海洋意识不断增强,对外关系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点与趋向,进而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演变也产生不小的影响。本期发表"中国古代海洋文明研究"专栏,旨在从海洋文明的视角,探索研究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和军事攻防的新思路。     

海商法的国际统一:从海商自体法到国际海商统一实体法

国际海商法从其起源到发展至今呈现出最为明显的趋势是从统一走向分化并再次向国际统一的方向发展。虽然起源于地中海商人习惯汇编的海商自体法曾经构筑了海商法在历史上的国际统一,然而由于其渊源与内涵本身模糊不清,超国家的国际性衍生执行困难,倡导的意思自治与现代海商法强制性规则扩张之间的矛盾,海商自体法在现代无力重新构筑海商法的国际统一。现代海商法国际统一化进程是由以国际公约为代表的国际海商统一实体法主导的,同时以"软法"形式存在的民间海商实体规则也对海商法的国际统一贡献深远。     

试析两宋法律中的重海商色彩

宋代商品经济的长足发展,在士大夫乃至最高统治者中间产生了"义利双行"的思想,人们由传统的贱商抑末转向"通商惠工",注重用法律的手段调整商品经济,尤其是海外贸易,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市舶法体系.     

17世纪郑氏海商集团地位论

17世纪,中国东南沿海率先展开了由传统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向以海洋经济为导向的商品经济过渡的结构性转型。郑氏海商集团依傍这一得天独厚的社会环境,得以发展为私人海上贸易的龙头。其发展虽与西方新兴资本主义海上贸易势力的发展特点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从其发展轨迹来看,走的是一条完全中国式的市场经济发展的道路。由于历史条件和机遇等原因,郑氏海商集团无力改变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走向,但为台湾地区的开发和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及抵御外敌等方面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应在中国史中给予其一定的地位。     

海运、海商、海军、海权——魏源世界意识中的“海国”理念

漕粮海运,发展海洋运输事业;发展"海商",倡导国际贸易;建立新式海军,强化中国海权。海运-海商-海军-海权,成为魏源"强国"思想的逻辑主线。魏源世界意识中有一个"海国"理念,企望中国由"陆国"变为"海国",从"古代"变为"现代"。     

明清粤闽海商的贸易税收

明清时期 ,粤闽海商的海外贸易活动所承担的商业税收 ,包括国内征收与海外征收两大部分。国内部分 ,明清时期大体可以划分为两大类 ,一类为正常关税 ,或有从量税性质 ,按照海船容积载重量等作为计征标准 ,或有从价税性质 ,按不同商品价值价格征收不同的关税 ;一类为特殊关税 ,主要是地方政权及有关官员 ,巧立名目 ,征收各种特殊的商品附加税。总的发展方向是从过去的实物抽分为主逐步过渡到以货币征收为主。而海外征收的商业税 ,不同国家地区 ,不同时期 ,则有不同的税制 ,主要实行比例税率或定额税率两类 ,总的发展趋势表现为税率不断提高。明清时期粤闽海商的外贸商业税收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中外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及粤闽海商在中国与国际市场上所具有的历史地位     

明末清初郑氏海商集团对日贸易制度初探

明末清初,郑氏海商集团逐渐成为东南沿海的霸主,在对日贸易中处于垄断的地位。该集团内部运用各种制度对中日贸易进行组织和管理,其中主要有牌饷制度、五商制度和公司制度。这些制度在对日贸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郑氏海商集团发展壮大的制度保证。     

论17世纪郑氏海商集团的生存困境

17世纪中国东南沿海的郑氏海商集团确实具有某些"近代特征"--以海上商业贸易为经济基础,以军事实力和国家政权做后盾的重商政策,特别是它代表着当时中国商业经济的发展方向,具有相当的积极意义.然而,长期的大一统观念成为郑氏海商集团无法逾越的生存障碍.在此种意识形态主导下,郑氏海商集团的生存和发展取决于清郑双方的军事实力、郑氏集团的组织制度和经营理念,更重要的是取决于海商集团的"商业性生存要素"--海上贸易的顺利进行.当清王朝统一大陆后坚持消灭郑氏集团,同时强力推行"海禁""迁界"政策时,郑氏集团的覆亡也就为期不远了.     

倭寇与中国

发生于元代末年(十四世纪中期),与有明一代(1368—1644年)相始终的倭寇对中国、朝鲜的骚抗和侵略,给中世纪后期的东亚世界带来动荡和不安。同中国历史有关的倭寇,分别出现在元末明初、明代嘉靖年间(十六世纪四十至六十年代)和万历年间(十六世纪九十年代)。然而,同是倭寇,在不同时期,实质不同,意义也不同,不能一概而论。笔者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把倭寇分几个时期作具体分析。     

从东亚学视域看日本的倭寇史研究及倭寇文学

历史上涉及东亚的倭寇事件，既是倭寇对中国和朝鲜的掠夺行径，也构成东亚古代海洋史、战争史、经贸史的重要环节，进入20世纪后更是成为东亚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并进一步延伸到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领域，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中国，都出现了较大规模的倭寇题材的文学艺术作品。鉴于倭寇事件的东亚区域性质，打破国别研究的局限，站在东亚学（东亚区域研究）乃至东方学研究的立场上对日本倭寇史研究及倭寇文学加以剖析，并与中国的倭寇研究及倭寇题材的文学进行比较，就可以看出东亚区域意识与日本民族主义两种倾向构成了日本倭寇史研究与倭寇文学的一对矛盾体，反映出当代日本普遍的民族文化心理。     

面子与里子:明洪武时期中日“倭寇外交”考论

纵观明初中日外交,倭寇所引起的海防安全问题始终是影响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一方面明政府几乎每次遣使都会提及倭寇问题并在国书中明确要求日本禁倭,另一方面日本虽然多次呈贡厚礼并送还一些被虏人,却一直不能全面出击平息倭寇,致使倭寇连年屡犯中国沿海,给海疆安全带来极大威胁。双方在禁倭问题上不能达成默契,导致明太祖对倭寇外交失望之极,最终决定与日本断绝外交关系,转而重点加强防倭军事力量以维护国防安全。明初中日关系不仅有封贡与朝贡,也有冲突、敌对甚至绝交,双方之间复杂曲折的外交关系是理解古代东亚国际秩序多样性和动态性的一个极佳范本,它使我们认识到在中国与邻邦交往中,朝贡礼仪只是表面虚像,而国防安全才是实质内容,是影响两国外交最深层次的核心要素。     

日本、福建的两处有关郑成功的碑铭

郑成功是我国明末清初时期伟大的民族英雄。一直以来,人们对他的忠君报国的品质大为赞赏。而他跨海东征,收复台湾的壮举也被认为是近代亚洲反殖民斗争的伟大胜利。关于这些学术界已经对此有了非常深入的研究和讨论。但是除此以外,其实郑成功也是我国海洋文化的代表性人物。郑成功及其代表的明郑海商集团,有着明显的海洋性特征。郑成功出生于日本,在国内的活动区域主要是在东南沿海,后又跨海东征收复台湾,并在台湾病逝。所以在日本、我国东南沿海和台湾地区都有许多郑成功相关的遗迹遗物。本文拟就目前在日本、福建所发现的两处关于明郑集团代表人物——郑成功的碑刻、墓志来对这一海洋文化的代表性人物进行相关的讨论。     

海峡两岸海商法律制度初探

海商法是调整海上商事的法律,由于海上商事日趋企业化,因此海商法也被称为“关于海上企业之法”或“海上运送企业的组织及其活动之法”。海商法有广狭二义。狭义的海商法,是指直接以“海商法”命名的法律;广义的海商法,是指调整海上商事活动中与船舶有关的各种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即除狭义的海商法外,还包括其他有关海商的法律法规,如船舶的修建、丈量、检验、配备、管理、船舶登记、港口管理、引水、船员管理等等。本文拟分别介绍我国海峡两岸海商立法的概况并试比较其异同。     

论嘉靖时的倭寇问题

<正> 倭寇是明代的大祸患,对人民生命财产、生产事业、海防、交通都带来巨大损失,经数十年才平定。历来人们都认为御倭战争及其将领是值得赞颂的,但是近年来有人提出这是传统的旧看法了。他们则从明代海外贸易的发展和海禁政策的弊端来探讨倭寇问题,认为倭寇具有“反海     

论明嘉靖中期倭寇的性质

明嘉靖中期,国内外贸易状况日趋复杂,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倭寇猖獗,海禁与反海禁斗争,错综复杂地交织一起。明统治者把这种状况简单地概括为倭寇问题,从而增加了识别的难度。一为了更好地认识嘉靖中期倭寇的活动及其性质,需要简略地回顾倭寇的发生以及与其相关联的但又必须加以区别的一些基本情况。首先,倭寇(日本称为海寇)起源于元代以前,成长于元军侵日之后,发展壮大于日本的南北朝和战国时期亦即明嘉靖中期以前,而消亡于明万历时期亦即日本丰臣秀吉统一全国之时。明成化、正德时期,出使日本目睹倭寇实况的朝鲜通信使朴瑞生估计,对马、壱岐、北九州及濑户     

论宋朝海商在中外关系中的作用

论宋朝海商在中外关系中的作用黄纯艳宋代把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称为海商或舶商。宋代海外贸易是我国海外贸易史中的一个高潮。其中的推波助澜之功主要归之于那些航行于东西大洋的海商。由于两宋特殊的历史条件，海商空前地兴盛和活跃，并在当时中外政治、经济、文化交往中...     

明代的中日勘合贸易与倭寇

明代中日勘合贸易的兴始和断绝 ,都与倭寇问题相关联。永乐年间 ,明廷希国以勘合贸易换取日本政府对倭寇的抑制 ,然而 ,由于日本政局的变化 ,出现了事与愿违的结果 ,并导致了勘合贸易的断绝。宣德八年以后 ,以消弭倭寇为切入点 ,中日勘合贸易再度恢复 ,由于在勘合贸易中日本实际上占据着主动地位 ,使勘合贸易成为明朝沉重的包袱 ,并最终因倭寇问题导致了嘉靖年间勘合贸易的再一次断绝     

宋代海上丝绸之路香料贸易的合伙制经营考察

宋代海商在从事海上丝绸之路香料贸易过程中,出于抵御和分担海外贸易风险、筹集贸易资本或合作经营的需要,实行贸易合伙制经营,大体上分为合本经营、委托经营、结伴经营等经营方式。其中,合本经营可以实现贸易资本合作,激发民间资本活力,筹集巨额贸易资本,促进贸易规模不断壮大;委托经营使贸易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实现分离,经营者自主决策经营,参与利润分配,从而形成对经营者的激励机制,极大提高贸易效益;结伴经营即诸多小海商租赁舱位,结伴同行经营,但作为一个庞大商人群体,也极大拓展了贸易规模。合伙制经营这一有效的制度安排,成为宋代海上丝绸之路香料贸易能够繁荣发展的关键性内在制度因素之一。宋代海商在合伙制经营上虽与阿拉伯商人有着相似性,但并非是受其影响,主要还是自身发展逻辑所致。     

明代倭寇海盗、海禁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读《明代嘉隆间的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

十六世纪明代嘉靖隆庆年间的倭寇海盗问题,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明清统治者从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出发,把东南沿海地区人民不顾封建政府海禁前往日本、东南亚各国从事海外贸易,诬为倭寇海盗,并进行了残酷的镇压。长期以来,很少有人对此进行专门的研究;解放后,一些书刊仍沿袭旧的观点,把一场人民的正义斗争,也说成是倭寇海盗,对封建统治者镇压人民的行动,不加分析地一律给予肯定和赞扬。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山大学戴裔煊教授《明代嘉隆间的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一书,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澄清了一些历史事实,为深入研究明代的资本主义萌芽和东南沿海地区的倭寇海盗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一、嘉隆期间的倭寇与明初、万历年问的倭寇不同,前者是假倭寇,后者是真倭寇。戴裔煊教授认为:明初日本人入寇山东,以及派人与明左丞相胡惟庸相勾结进行谋反,是由日本当权者所主谋指使的,是真倭寇。万历年间日本虽没有直接派兵入侵中国,但当时     

论17-19世纪闽南海商主导海外华商网络的原因

从清代前期到鸦片战争前夕,闽南人一直主导着海外华商网络,其影响力至今犹在.闽南海商集团崛起于宋元时期,明代中期以后,以漳州人为主的闽南海商成为中国走私贸易的中坚.明代后期漳州月港被定为中国帆船的发舶地、清初厦门被定为往南洋贸易的发舶地、长期垄断对台交通和移民等,都是闽南人独特的发展机遇,从而使闽南人在发展海外贸易和海外移民、组构海外商贸网络等活动中占有先机.郑氏海上帝国时期是海外华商网络的黄金时代,以泉州人为主的闽南海商集团掌控了北起日本、南括东南亚地区的东亚、东南亚华商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