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社会: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再检视

我们现在所讨论的“市民社会”概念大体上有两种含义 :一是独立于国家的私人领域 (以市场为核心的经济领域 ,表现为经济和政治的分离 ) ;二是独立于经济和政治的公共领域 (社会文化生活领域 ,表现为经济、政治、社会的分离 )。中国的市民社会是现代化肇始以来开始艰难发育的 ,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使中国的市民社会问题日益凸现出来。在现代化进程中 ,中国的市民社会应以政府培育为主、以市场经济拉动和民间力量的自然生长为辅 ,同时 ,应积极培育社会中间层和社团组织 ,不断提升社会理性和法治化程度。     

市民社会与中国社会福利体制的构建

从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看,市民社会在中国总体上是缺位的.改革开放以来,市民社会在中国的发育与中国社会福利体制改革近乎是同步进行的.在市民社会发育不足的背景下,中国社会福利制度改革有两种错误倾向:一是从社会福利的责任主体看,社会化过度而国家化不足;二是从社会福利服务的发展看,社会化(市场化)不足而国家化过度.     

中国特色市民社会成长的良性环境与涵养探究

依照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市民社会观,应中国当代社会转型之运而生发的中国市民社会,作为一个“历史的范畴”,将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特色市民社会之所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之一,在于它生发的“历史契机”、“理论指向”与“独特问题”.中国特色市民社会之所以稳步健康成长,在于它独特的良性环境:历史传统与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扎根于中国当代社会转型土壤中的中国市民社会,要保持其良性生态环境以继续前行,在其特定历史阶段上需从总体上把握几个主要原则:提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力;国家与社会分离且良性互动;规范并促进社会组织的发展;将中国特色市民社会成长与社会结构的优化有机结合.     

马克思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批判

马克思的世界观由早期黑格尔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与马克思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批判有着直接的关联。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思想主要集中为:市民社会是“伦理理念”发展的中间环节;国家决定市民社会。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则主要集中表现于:市民社会是人们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市民社会决定国家。     

近代未开埠城市市民人格特征解读--以现代化过程中的扬州为个案

清末民初的扬州城市社会经历着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扬州城市市民人格的重塑在分裂与融洽两个层面上表现出一种复杂多元的叠化现象,即人格在发展变迁,却未臻完善与健全。本文从“扬虚子”话语考察了近代扬州城市市民的独特人格特征,分析了其病态的消费形态,探讨了它对近代扬州城市现代化发展的负面效应。     

现代“市民社会”的文化基因与价值基础——市场经济与个体主体自由与人格独立

一个体主体是构成市民社会存在与发展的不可或缺的结构性基础 ,是市民社会一切活动的核心要素。无论是从历史还是从逻辑来看 ,市场经济、“市民社会”、个体主体之间都必然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市场经济是“市民社会”的产物 ,而“市民社会”的完善和发展也有赖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发展 ;由市场经济所生成并最终促使其实现的赋有鲜明个性自由与独立人格的个体主体则形成市民社会的鲜活、深厚的文化基因和价值基础 ,并反过来促进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市民社会的发育。二中国当代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实施结果必将孕生出市…     

市场经济与中国特色市民社会自治:社会权利的自主逻辑

自治作为人类理性追求社会优化的一种努力 ,本质上是对社会良性运动机制的一种积极探索。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目标的确立 ,表现出与社会自治观念的某种契合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的确立 ,更为社会自治观念奠定了经济认识基础 ;社会自治发展的第一阶段———社会自治 ,适应于市场经济和产权社会化的社会主义社会。或者说 ,在市场经济和产权社会化的社会主义社会可采用市民社会自治的形式 ;市民社会自治是社会现代化和政治现代化的标志 ,当社会由集权时代进入以分权为特征的转型时期 ,市场经济体制对政府体制的基本要求是政府小型效能化 ,即要求建立“小政府、大社会”的现代政治体制和社会自治体制     

城市化进程中市民社会的培育和发展

中国正处于城市化的加速发展时期 ,城市市民社会的培育和发展是城市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应致力于形成一个既能自治 ,又能与政府、市场均衡存在 ,自治组织和中介组织得以日益增加和完善的庞大而有序的市民社会 ,作为城市社会的依托和载体。市民社会的“第三域”作用 ,将弥补“政府缺陷”和“市场缺陷”,提供现代社会更人性化的服务 ;其志愿性概念更符合社会理想 ,且对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市民社会的发育与发展有利于城市公众参与社会管理和“契约型”社区的生成与发展 ,而调动使用潜藏于市民社会中的社会资本 ,则对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均有较大的推动作用     

中国“市民社会”分析——背景、概念与现状

中国的“市民社会”研究是中国现代化道路选择的第三种途径,它提倡有中国特色的市民社会。就现实而言可分为两类:一是指允许公众自由进入以形成公众意见,具有与政治社会良性对话的社会制度性空间;二是指由大量非营利的志愿组织组成,独立运作、价值中立的经济联合力量。中国目前的状况是,经济性市民社会发展态势迅猛,政治性市民社会仍在萌芽阶段。     

对90年代市民社会研究的一个反思

本文作者认为，西方历史上的市民社会是在权力高度分散化和多元化的特定背景下形成的，一开始就表现出与现实社会及政治结构的异质性，与此相应的是其内部的理性化过程完成得较早；相反对于许多后发现代化国家来说，“市民社会”与现实社会及政治结构是同质的，这导致它内部的理性化过程没有完成。在这种情况下，后发现代化国家市民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内部的理性化如何实现的问题。由此出发，市民社会不可能走一条类似于西方那样的放任自由主义的道路，相反，在这些国家，市民社会的健全发育和健康发展需要依赖于一系列外部的条件来促成，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强政府的促成作用。与此同时，市民社会在后发现代化国家的自治和理性化发展也向政府提出了极为重要的要求，一是清除腐败，二是必须按照各不同社会空间自身的逻辑来塑造、发展和监督它们。９０ 年代国内市民社会研究中最重要的误区就是忽视中西“市民社会”和现实社会政治结构之间的同质／异质关系，对西方市民社会的发展道路带有极大的盲目模仿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