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对征地补偿的影响与制度改革

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政策是我国未来农村土地制度建设的基本方向,该政策的实施势必会对征地补偿产生深远影响,因此,构建相配套的征地补偿标准测算及收益分配新规则显得十分必要。研究认为,征地补偿标准应包含农地农用状态下的权利价值和农地转用下的发展权价值两部分,国家通过税收参与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剩余土地增值收益在集体经济组织、失地农民之间根据既定规则进行有序合理分配,同时应兼顾无地农民、农村妇女、农村大学生、农地转入方等特殊群体的利益。最后,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下征地补偿制度改革应与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财政制度改革关联互动,实现相关政策制度改革的同步推进与有机衔接。     

征地收益分配制度的国内外比较研究

我国征地收益分配制度的不完善导致征地过程中农民权益受损、失地又失业等社会问题丛生.文章首先分析我国征地收益分配制度中存在的问题,然后在借鉴国外发达国家征地收益分配制度和政策经验的基础上,为我国征地收益分配制度的改革提供相关建议.     

我国农地非农化收益分配中的博弈分析

目前,农地非农化过程中的各利益相关主体围绕农地非农化收益分配进行利益博弈,其结果是农民很难公平分享农地非农化收益。在农地非农化收益分配中,相关利益主体包括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本届地方政府与下届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之间、地方政府与农村集体组织、地方政府与土地开发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民等,它们围绕收益分配采取不同的对策进行利益博弈。从根本上讲,应更加重视和提高农民在其中的分享份额,使我国新型城镇化之路更加和谐。     

集体土地征收收益分配改革构想——以福州、泉州两市为例

对福州、泉州两市城镇化进程中农村集体土地征收的调查显示,当前农村集体土地征收收益分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征地补偿数额与被征地农民心理预期仍存在较大落差;失地农民对安置仍感到不尽如人意。改革农村集体土地征收收益分配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坚持统筹兼顾的指导思想;遵循增值合理分配、社会保障适度、支持科学发展、标准有限差异的基本原则。创新我国集体土地征收收益分配的改革必须:健全被征地农民的利益表达机制;改革土地出让收益管理制度;创新土地出让增值收益的利益分享机制;要创新土地供应管理模式,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完善被征地农民的保障机制。     

土地征收增值收益分配双规则及相关主体行为分析

农地征收为国有建设用地的过程中由于自然、人工和制度等原因产生增值。以原用途和年产值为核心制定的征地补偿方式分配征地增值收益的"显"分配规则在实践中的可执行性和公正性受到质疑。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被征地农民、村委会以及土地使用者等在不同层面、不同程度上参与了增值收益的分配,在其相互间的利益博弈下,形成了扭曲增值收益分配的"潜"规则,刺激了利益相关者对土地增值收益的非理性追逐。但是"潜"规则背离了社会公正与经济稳定发展的目标,必须在不同层面对"显"规则进行系统设计,以缩小或杜绝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的"潜"规则。     

利益差别与政策博弈：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另类解读

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关系是两者之间关系的核心内容。双方对利益最大化追求的过程,就是一个利益博弈的过程。政策博弈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进行利益博弈的一种重要方式。政策制定、执行和评估的过程,就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激烈的利益博弈过程。本文分析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客观存在的利益差别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政策博弈,提出了相应的制度创新举措,谋求更好地规范中央与地方博弈行为,实现中央与地方利益均衡,协调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     

征地补偿中财产权实现之制度缺失及矫正

在我国征地补偿实践中,对于财产权的保护存在征地补偿标准低、征地补偿方式单一和征地补偿款难到位的现实困境,导致该问题的主要根源在于征地补偿观念混乱、农地发展权理论缺失和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缺位等弊端。为确保财产权实现,征地时应突出土地补偿的财产性,并贯彻市场化的补偿观念,而对于安置补偿则应强调其社会保障性质,让国家承担更多的责任;同时,引入农地发展权理论,充实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价值,实现农民集体的土地权益;此外,将农民集体改造为特别法人,明确集体土地所有权行使和利益实现的组织形式及法定程序,从而在征地补偿过程中反映农民集体的利益追求。     

我国集体土地流转改革的基点识别研究

土地集体所有制是我国的一项特色制度,土地征用是集体土地进入城市建设用地市场的惟一途径。现行征地制度的缺陷: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间产权特性的不平等;征地出让参与主体的法律关系模糊;土地征用出让目的的法律漏洞;土地征用出让渠道不同的利益差别;土地征用补偿标准的不规范;土地征用程序不合理;征地争议救济不合理等。集体土地入市流转的基点识别与集体土地入市改革的基点:农地产权制度;政府职能定位;土地供应方式;农民利益表达;政府征地收益;征地监督机制等。     

论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的保护

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之一是处理好国家、集体与农民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 ,切实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随着各种非农建设占用耕地项目的增多 ,征地纠纷也日益增多 ,如何在征地过程中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 ,如何解决被征地后农民的失地又失业问题 ,是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制度钟摆及其演变机制——农地收益分配制度变革的历史社会学研究

土地开发的自主权和收益分配权是农地收益分配制度在城市化背景下的焦点。该制度经历从对农民赋权到限权再到赋权的轨迹。渐进性改革中存量与增量机制的互构形塑了上述钟摆现象。存量机制是土地公有制及城乡二元产权结构。增量机制是国家对地方政府和农民的赋权。国家借增量改革来解决存量制度的效率问题，引发国有地权和集体地权相关方的博弈，进而促使国家调整存量制度中国家与农民的收益分配模式。当前，农地新政很难绕开限权制度的制约而完全实现赋权于民的目标。这源自社会产权未完全发育、国家权力高度嵌入土地市场的路径依赖。由此，农地收益分配制度如何发展并不取决于国有和民有方案是否兼容，而在于权力嵌入下社会产权的重构难题如何被克服。     

公共财政视角下的土地收益分配改革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土地价值不断显现,政府通过地租、税收、费等形式获取的大量的土地收益,成为地方财政的主要财源;土地收益分配管理体制不合理,导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农民的利益受到侵害,也是地方政府强烈的“圈地”、“批地”冲动的基本成因。改革和规范土地收益分配与管理机制是落实科学发展观,保护农民的利益,遏制地方政府出让土地的冲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客观要求。土地收益分配问题,涉及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国家以及土地使用者之间的利益关系,调整土地收益的分配机制是土地制度改革的关键环节。     

城市化过程中农地产权缺陷与地方政府行为

目前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问题的深层次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农地制度缺陷为地方政府经营土地提供了制度上的便利和利益刺激,二是地方政府面临的激励机制使官员的目标函数发生扭曲,进一步加剧了土地问题。因此,解决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问题,要改革土地产权制度,规范地方政府的行为,单单用行政方法来规范地方政府经营土地的行为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土地问题。     

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利益保障

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带来对耕地的征用,伴随耕地被征用的是大量失地农民的出现。由于现行法律法规、政策对征地机制、征地补偿、失地农民安置等问题的解释不完整,农民在征地及土地被征后产生的增值利益分配上处于被动地位,因而造成大量因失地而失业、失保障的“三失”农民。解决这一去问题,须从政治、社会的角度去正确认识它,同时制定修订相关的法律法规,给予他们就业、培训等机会,保障他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     

二元农地产权:农民失地问题的解构与前瞻

农民失地的真正原因在于我国农地产权的二元属性:即涉及到农业用途时,农民享有所有权;而涉及到非农用途时,国家享有所有权,地方政府代替国家行使这种权利.地方政府有强烈的寻租动机,同时,既定的发展战略及由此内生的政绩考评体系促使地方政府大力吸引外资和竞相发展本地经济.这两点使得地方政府在征地中有强烈的过分掠夺动机,而二元农地产权则使得过分掠夺成为现实.当前条件下,解决农民失地问题不在于极力明晰农地产权,而在于市场化改革的深入.     

农村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社会基础研究——以川西平原W区H村的发展实践为例

通过对川西平原H村自1990年代以来的土地征用情况的深度调研，本文以征地中村民、村干部、乡镇政府、用地方之间的利益关系、主体的行为模式对征地案例进行了归类分析：利益契合模式、村民维权模式、以租代征模式、村民体现国家情怀的情况，并发现：在不同的模式中，最大化地获取利益是村民在土地征用中表现出的根本行为逻辑，村民基于朴实的国家情怀和现实的需要选择与国家合作，将征地看作有利于个人及家庭发展的机会，而非失去主要生产资料的陷井。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存在问题及其对策——以成都市为例

推进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是我国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受国家法律和土地产权制度制约,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集体决策机制、土地价格机制、收益分配机制、供后监管机制不健全,抵押融资、农村规划、土地征收、土地整治配套改革滞后。成都市在探索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方面走在全国前列,推进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需借鉴成都市经验,从优化制度环境、健全内部机制、完善配套改革三方面构建政策体系。     

基于农民产权认知的中国征地制度改革研究——来自江苏南京的数据

调查研究表明,在江苏南京,绝大多数被调查者对现行征地制度不满,征地矛盾比较尖锐,征地制度改革势在必行。农民土地产权认知是影响农民对土地征用制度评价的重要因素。土地所有权、土地增值收益权、土地征用谈判权认知的不同直接导致了农民征地意愿的分化,且当土地产权更多地指向农民时,农民反对土地被征用的意愿更强烈。因此,必须根据农民对土地产权的认知改革和完善现行土地征用制度,特别是要在征地政策中凸显农地所承担的社会保障功能。     

新型城镇化中被征地农民社会政策建设研究——以江苏省太仓市为例

推进被征地农民市民化是实现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的应有之义。受城乡二元社会政策体系的影响,被征地农民难以融入城市社会,无法享有与城镇居民同等的社会权利。因此,被征地农民市民化社会政策建设成为一个时期以来各界关注的焦点。在各地的探索中,江苏省太仓市自21世纪初以来以推进被征地农民市民化为目标、以实现被征地农民社会政策与城镇整合为方向、通过"土地换保障"等途径,推进被征地农民社会政策与城镇社会政策的并轨,取得了良好效果。目前,这一模式尚未完全定型,其主要问题在于对被征地农民的制度设计公平性不足。借鉴江苏省太仓市经验,我国推进被征地农民市民化社会政策建设,应在推动被征地农民就业、推动社会政策定型发展、提升公平性以及坚持政府主导几个方面着力。     

论征地程序改革与和谐社会构建

征地程序的制度性缺陷是征地纠纷频发的重要原因。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需要从加强民主法治与转换政府职能、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以及增强社会合作与政治认同等方面改革现行征地程序,从而建立一个程序更透明、参与更广泛、利益表达更充分、救济渠道更畅通的征地制度。     

论房地产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应坚持的原则

中国房地产的土地增值收益,为被征地农民、被拆迁城镇居民、以房地产开发商为代表的用地单位、地方政府和住房投资者所获取,国家利益体现非常不充分。房地产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应遵循马克思主义原理实行国家利益最大化原则,这符合分配归属的逻辑性、共同富裕的公正性、国民经济的效率性和安全性。维护公有制、抑制国有资产流失和社会两极分化,要求农村征地补偿以生活需要为原则,城镇拆迁补偿以居住需要为基点,政府土地使用权出让短期化,按税制征税,坚持土地使用权到期基本市场化续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