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收入差距:影响社会稳定的最直接因素

居民收入差距对社会稳定有着重要的影响,但居民收入差距对社会稳定最终到底会造成什么影响要受多方面因素的制约,这些因素包括经济因素、政治因素、社会因素等等。在经济因素中对社会稳定造成影响的最基本和最主要的因素是收入分配因素,收入分配因素具体包括造成居民收入差距的原因、居民收入差距的类型结构、对居民收入差距合理水平的认知、居民的绝对收入水平及其变化、居民对收入水平的期望值及其变化、社会保障的发展及其特征、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与国民收入再分配的统筹协调性以及居民收入差距的刚性强弱及趋势等,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引致居民收入差距,对社会稳定有着重要的影响。政府在制定收入分配调节政策时,应充分考虑这些因素的影响。     

论要素收入分配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

研究表明,要素收入分配与居民收入分配之间存在密切联系。由于居民收入中劳动收入不平等程度一般大大低于资本收入不平等程度,要素收入分配向劳动倾斜将有助于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政府可以通过调整针对要素收入的税率,同时改变两种收入分配状况。实证研究发现,我国国民收入中税后劳动要素分配份额的持续下降,是城乡居民收入比和城乡居民消费比扩大的重要原因。当前坚持和完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对同时扭转劳动分配份额下滑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局面,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论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接纳度——一个新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

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接纳度是衡量社会稳定的一个关键指标。从新制度主义的视角来看,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接纳度是指居民在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影响上而形成的对于收入分配差距的认可和包容程度。因此,可以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个维度来测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接纳度。正式制度中的收入分配政策、企业组织与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接纳度息息相关;非正式制度中的公平观念、地区制度传统、社交网络也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接纳度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     

财政收入、政府雇员收入与居民收入——基于1978-2010年的数据

通过对1978-2010年我国财政收入、居民收入与政府雇员收入增长情况和财富分配格局变化的分析发现,1994年以前,财富分配格局中财政收入的增速最低,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财政收入占GDP比重逐渐提高,财富分配向国家倾斜。在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持续提高的同时,1978-2010年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政府雇员收入从绝对值看在2007年以前增长速度最快,2007-2010年后增长速度放缓。民众内部财富分布在收入差距方面的排序由大到小依次是政府雇员与农村居民、政府雇员与城市居民、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为了缓解收入分配不公,使民众能最大程度地享有改革开放的成果,财富分配应进一步向居民倾斜,增加居民收入在GDP中所占比重。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规范政府雇员收入,提高政府预算透明度。关注和解决民生问题,加快税制改革,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财政分权、地方公共服务支出与收入差距

文章采用动态面板的差分GMM和系统GMM方法构建模型,利用全国27个省和直辖市1999-2009年度的数据,实证研究了我国地方政府财政权力和基于民生考虑的公共支出对居民收入差距,特别是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发现地方政府在财政支出权力上的大小并不会对收入分配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而一些本应起到缩减居民收入差距作用的公共支出在我国作用不明显,更有甚者反而成为解释收入差距拉大的因素。文章较为细致地分析了产生这些结果的原因机理,并基于此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提高福建居民收入水平的主要任务与对策建议

福建省居民收入增长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的比重偏低；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呈现出波动下降的趋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现出扩大之势;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扩大问题不容忽视.提高福建省居民收入水平的对策是:加强政府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的调节作用；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低收入家庭收入；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扩大农村居民就业,开拓农民增收渠道.     

转移性收入在居民收入分配中的作用——中国居民收入分配中的逆向调节机制

我国转移性收入对居民收入分配存在明显的逆向调节作用。虽然城镇自2005年、农村自2006年起转移性收入对居民收入分配具有微略的正向调节作用,但是由于城镇居民得到的转移性收入远多于农村居民,导致2002—2010年平均的城乡居民收入比由自有收入的2.57扩大到可支配收入的3.25,从而使得总体的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了11.98个百分点。除2008年略高于0.4以外,2002—2010年所有年份居民自有收入基尼系数均未超过国际警戒线,居民收入分配相对合理。加上转移性收入转化为可支配收入后,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大幅度扩大,并且所有年份的基尼系数均超过国际警戒线,进入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区段。     

加快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及其着力点

加快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具有紧迫性.收入分配不公在于缺少把"蛋糕"分好的合理的分配机制: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居民收入、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偏低,劳动力工资水平偏低;机会不平等的收入分配机制是导致分配不公问题的根源;公共产品供给短缺和分配不公难以发挥再分配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的着力点: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点应当是解决机会不平等的深层次的制度问题;充分发挥再分配在体制转型阶段促进社会公平分配的作用;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完善对公权的监督机制.     

基于收入分配视角下的地方政府分配职能研究

十一五以来,我国居民收入显著增长,但同时各方面居民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拉大。如果这种局面不加以控制和缩小,将对我国下一步的经济转型和社会稳定产生较大的制约。由于地方政府拥有人民赋予的权力,掌握着大量公共资源,处于经济社会管理者的特殊地位,在调节居民收入分配、解决分配不公问题上承担着极其重要的职责。因此,正确定位地方政府分配职能,探讨地方政府如何在关乎社会和谐稳定的财富蛋糕上发挥分配职能的作用,促进收入分配公平成为当前及至今后一段时期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从总收入到可支配收入——中国居民收入分配中的逆向调节机制

我国居民收入分配中存在明显的逆向调节机制,政府财政的职能突出聚集财政资金,调节收入分配的职能被忽视;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障金的征收未能缩小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对农村居民的直补突出了"效率优先"和"粮食安全"意识,由此导致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显著大于总收入基尼系数。2002-2010年我国的总收入基尼系数均未超过国际警戒线,居民收入分配相对合理,转化为可支配收入后收入分配差距全方位扩大,2002-2010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均值比总收入基尼系数均值扩大20.53个百分点,并且所有年份均超过国际警戒线,进入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区段。     

收入公平分配的政府职责及其定位

体现公平原则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之义，是服务型政府建设所要实现的一项基本公共理想追求。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实现收入公平分配已成为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因此，必须正确定位政府在实现收入分配中的职责。深化收入分配领域改革、合理调节收入分配，以实现收入分配公平化。     

发达地区产业选择的收入分配导向

以苏南为例分析发达地区产业结构与收入分配的关系，说明工业过度集聚带来了大量低收入农村人口，并加剧了原有人口的贫富分化，使城乡“二元经济”转变为城市内部的“二元社会”；产业布局影响城乡和地区收入差距；行业结构对收入差距影响也比较大。建议发达地区要把调整产业结构和调整分配结构统筹进行。     

劳动力市场分割、培训机会获取与新生代农民工培训收益率差异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的高低关系到国家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通过职业技能培训对提高其就业能力具有重要和深远意义。本文根据调查样本数据,建立Logistic和Stepwise回归模型,在劳动力市场分割视角下分析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选择影响因素并对培训收益率进行研究,发现职业培训对低学历者存在"挤出效应",劳动力市场分割对农民工的培训机会和培训收益方面存在显著影响;与学校教育相比,职业技能培训对新生代农民工收入增长作用仍待进一步提高。据分析,政府必须统筹规划不同劳动力市场的职业技能培训资源,优化配置培训资源;同时,为提高职业培训的效率和效益,必须对免费培训选择性的"提档升级",努力规避培训对低学历的"挤出效应"。     

和谐社会视角下收入分配调整的财政对策

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收入分配调整为切入点,本文全面陈述了我国社会存在的收入分配不均、财富差距过大的现状,指出收入差距过大造成社会的不和谐。国家财政对收入分配的调整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和责无旁贷的责任,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使社会收入形态逐步向“橄榄球”型转变。     

在把握政府与市场关系中推进共同富裕

能否正确把握和有效解决共同富裕问题,需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市场层面,要正确看待市场的平等问题,区分分配不均的市场因素和体制因素,在完善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机制中,将收入差距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在政府层面,政府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主体,要在合理划分政府和市场的界限中发挥好政府在再分配中的作用,把满足全体人民的基本需要放在优先地位,并将提高全体劳动者的能力作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和逐步缩小差距的长久之计。     

关于以社会公平为取向调整收入分配政策问题的若干思考

在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现象越来越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焦点、不及时妥善加以解决就将导致社会不稳定的现阶段,迫切需要政府以社会公平为取向,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行政等手段加强在收入再分配领域的宏观调控,最大限度地缩小差距、实现公平,从而使公平与效率在互制互促中协调发展。     

民富优先导向视野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发展,我国整体进入发展型新阶段。在新的历史阶段,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迫切要求。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要求,收入分配体制改革重在确立＂民富优先＂的改革导向,关键是加快推进政府转型。具体而言,要以提高劳动者报酬为目标,强化政府在初次分配中的责任;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加大政府再分配力度;加强政府自身建设。     

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教育政策道德品质的提升

改革开放以来，在党和政府推动下，我国农村教育政策道德品质不断得到提升。提升的表现是：政策指导思想体现“育人为本”；政策价值原则更加“注重公平”；以“人民满意”为政策目标；政策利益分配“向弱势群体倾斜”；政策内容——农村义务教育“政府办”，更加体现“公益性”。提升的缘由是：农村教育政策外在环境的道德诉求；政策合法性内在地要求政策树立道德权威；党和政府执政理念的伦理转向；经济的发展为农村教育政策道德品质的提升奠定了物质基础。     

出租车行业面临问题及其价格矫正：贵阳个案

出租车价格衍生出市民、车主、出租车司机、政府的利益冲突以及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矛盾。调查表明：贵州省贵阳市出租车起步价偏高的原因，始于政府对出租车经营权进行垄断拍卖的高价，及由此政府对车主收入所承担的隐形担保，从而限制出租车供给量所致。应找到一个各方面都能接受的利益平衡点，加强出租车行业管理，促进经济发展良性循环。     

多中心治理视角下的保障性住房问题研究

保障性住房建设作为矫正市场失灵、解决中低收入群体住房问题的重要举措是民生保障的重要内容。经过多年的改革发展,我国保障性住房建设已经步入制度化轨道,形成了包括经济适用住房、廉租住房、公共租赁房、限价房在内的不同发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但仍存在着性质不清晰、供给主体单一、竞争机制缺乏等突出问题,从根源上来看这些问题都是由于过分依赖政府力量,而未能发挥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共同作用所造成的后果。本文认为应在多中心治理理论的指导下,注重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的有效合作,借鉴国外“市场——救助”“市场——福利”和政府有限管制等典型模式的经验,从供给层次、监管机制、融资渠道等方面全面完善保障性住房建设体系,实现住房保障体系的有效供给和优化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