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伦理的产生与特性

发展伦理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新兴应用伦理理论,这种新兴应用伦理理论直面当代人类发展面临的各种困境和危机。作为应用伦理的一个新的分支,发展伦理具有与经济伦理、生态伦理、政治伦理等其他应用伦理所不同的特质和对发展问题独到的反思视角,这种特质和反思视角是在对当代人类发展面临的各种困境和危机的伦理反思中形成的,是在与经济伦理、生态伦理、政治伦理等其他应用伦理的对比中彰显出来的。     

伦理忧患及其文化形态

人类精神生活及其同一性是人类生存的最后文化防线,这道文化防线以伦理忧患的方式伴随着人类发展进程。在文明史上,伦理忧患常以"道德咒语"的方式对历史发展进行反思。中西方文明中具有终极意义的伦理忧患是"如果没有上帝,世界将会怎样?"和"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当下的"后"意识是人类对自身延续的精神链和文化链的伦理忧患。伦理忧患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对以物质力量为主导的发展方式进行伦理诊断、道德批评和文明预警,是人类现代化进程的平衡力量。     

马克思伦理精神对现代性伦理建构之意义

马克思的伦理精神包含着对现代社会伦理生活状况的反思。通过对马克思伦理精神内在结构的探讨 ,我们发现 ,马克思的伦理精神可以为现代性伦理的建构提供有意义的理论参照。现代性伦理的建构同马克思所设想的人类伦理生活的指向有着内在的一致性     

人工智能赋能教育的伦理省思

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是技术发展的时代必然，但在智能技术与教育的融合过程中，教育技术、师生关系以及教育环境等方面也会产生新的伦理风险。从理论上说，教育技术运用方面的伦理风险，主要根源于由认知受限而导致的算法黑箱、由文化偏见而引致的算法歧视、由智能技术法制缺位而引发的伦理治理受阻；师生关系方面的伦理风险，主要根源于教师、学生以及师生等伦理关系的错位；教育环境方面的伦理风险，主要根源于由价值歧视导致的社会公平正义缺失，从而引发更深层次的教育不公平。因而，在人工智能赋能教育过程中，一方面要理性看待已经出现或可能会出现的伦理困境，另一方面要在倡导智能技术和教育融合共生的基础上，从加强技术支撑和伦理规范建设、构建新型师生伦理空间、明晰智能教育伦理责任和提升师生智能素养等四个方面，构建人工智能教育伦理治理新范式，以防患于未然。     

低碳经济的本体论反思

低碳经济促使人类反思理性认识能力的限度,这有助于人类保持对自然的尊重和敬畏之心而不至于引发严重的生态危机。低碳经济还促使人类反思把欲望满足作为人生价值的理念。由文艺复兴以来的纵欲主义所推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导致人类向大自然不断索取甚至竭泽而渔,形成了人与自然对立,这种局面仅仅从科学技术层面难以彻底改变。人类必须建立一个以"生态中心主义"为有益借鉴的生态伦理社会,才能实现以低碳经济为基点的社会可持续发展。     

现代生物医学发展与生命伦理学

在现代伦理的视野中，现代生物医学将生命科学的理论与技术应用于对人的生命现象的研究与操纵，正在动摇和改变着人类的自然进程和传统的医学职业行为方式。在这样的强烈冲击和挑战面前，人类忽视和慢待由此而引发的种种生命（医学）道德问题，一方面伦理学的研究会因缺乏时代性而失去理论发展和实践应用的一片广阔天空，现代伦理的价值和作用就无从得以提升；另一方面现代医学也会因为缺少道德辩护和伦理力量而偏离合理的发展方向，因道德因素缺失所导致的过大负面效应会强烈地削弱医学科学技术以新的方式履行捍卫人类健康、保护人类生命责…     

大数据视角下影视工业创意评估与生产

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为建构并完善新时代的中国影视工业体系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模式，也为实现中国影视的“弯道超车”提供了无限可能。借助大数据及数字技术的力量，从项目立项制作、创作内容生产、受众欣赏等各个维度实现影视产业升级，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文化意义以及产业价值。但在享受科技带来的高效生产和无限可能的同时，也要关注和反思数字技术驱动影视产业发展所带来的隐忧与问题。如何解决这些伴随着新兴数字技术而产生的社会问题、伦理问题都还有待进一步思考。     

神话与虚无之间的价值追寻——后现代语境中的文化伦理转向概观

“现代性自反”作为一种反思和建设性的运动,在后现代语境中引发了文化伦理转向,使那些显示人类生命理想的“绝对责任”、“不可解构的正义”、“无为共同体”、“弥塞亚精神”等等在经过了意义消失与神圣隐迹的凄苦之后再度返回到后现代争论的中心,成为思想瞩望的生命境界。后现代文化伦理转向的意义在于它显示了生命理想的不败,以及人类征服命运的悲情与抗争。     

论伦理与道德的关系--从黑格尔论苏格拉底之死谈起

本文从黑格尔论苏格拉底之死来对伦理与道德是互动的、流变的关系作一分析.伦理是客观的精神,是生活世界的秩序,是对人类理性关系和关系理性的揭示.道德则是个体对伦理的"得",是个体对伦理的反思,是个体对伦理的主观映像以及重新的建构,道德以伦理为指向与归宿.不过,个体的道德对既有的伦理进行反思,产生对立与冲突,最终形成新的伦理,从而实现着伦理与道德的互动与流变.     

20世纪90年代女性写作中的乡土伦理观

20世纪90年代女作家对市场经济中农民所经历的价值观念、生存方式转变以及所经历的道德问题格外关注,反映在她们写作文本中的一方面是延续"寻根文学"对传统伦理道德信条的思考,一方面则揭示与呈现农民生存形态与伦理形态的种种变化。由于她们能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理解乡土社会的变迁,避免写作者惯常采用的精英知识分子的立场,这使她们更多从日常生活的维度看待农民违背乡土伦理的欲念和行为,从而深刻揭示社会新伦理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引发人们对乡土伦理变迁状况的关注与思考。     

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的伦理思考

近来 ,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及其成果引发的伦理争论日趋激烈。本文从认识人类胚胎干细胞的研究对象、方法与意义的角度出发 ,分析其引发伦理争议的焦点问题 ,探讨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中人类胚胎的道德地位问题、应关注的伦理核心问题和遵循的伦理准则。     

技术风险引发的生态伦理思考

在技术发展的过程中,技术风险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特别是各种技术风险所造成的生态破坏,已严重影响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面对技术风险带来的越来越多的生态难题,我们应从技术伦理的角度进行反思,重新审视人与技术的关系,以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为出发点,以生态伦理为导向,在制度、技术和观念等方面克服技术风险.     

论哲学层面的理念与表征

哲学是人类存在方式的精神自觉 ,以在思维中最具体的方式表现人类的现实生活。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 ,则是人之本性在哲学上的理性抽象和升华。哲学关注的理念与哲学表征关注的方式就是生活着的人类作为生活的主体对自己的实践———文化的存在方式的最高反思。哲学与人类的本性及存在方式的关系是不变的 ,每一历史时代的问题却是不同的。哲学应当变换其表征方式 ,深刻地揭示出人类存在方式和现实生活中的新问题。哲学与时俱进 ,就表现为哲学的问题意识与话语范式要有自己的时代特色。     

生命伦理如何为后人类时代的道德辩护——以“人类基因干预技术”的伦理为例进行的讨论

人类基因干预技术所展现的生命伦理境域,激起了后人类时代的道德论辩或道德辩护。它既是技术革命,同时也是引发人们伦理观变革的哲学革命。哲学形而上学对第一因的本体预设,在现代技术的强求和座架之统治中得到了实现,它同时表征第一因的消解及其精神魅力的丧失。基因干预技术是这种精神祛魅的集中体现,它表明现代技术的随缘构境所展现的世界区分与伦理境域必然关涉到世俗人类因素,并引发生命伦理学论域中的诸种道德合理性辩护。生命伦理学介入后人类时代的道德合理性论辩的关键在于:如何在干预中守护人的自由生命本质。     

企业数字化升级的内在逻辑与路径设计研究

数字经济的爆发式增长已成为驱动企业数字化升级的根本力量。企业作为数字经济的主要参与主体,如何通过数据赋能与数字技术应用实现数字化升级的内在逻辑和路径设计值得进一步研究。为了有效支撑企业数字化升级,首先,数据与数字技术分别是企业数字化升级的通关密码和赋能工具。其次,基于数字技术驱动企业产品与服务的数字化创新,实施流程再造满足顾客需求,从而实现业务流程的数字化升级。再次,基于数字平台赋能打造以大数据和云计算为支撑的数字平台,重构传统价值链和塑造新的价值创造及传递方式,最终实现商业模式的数字化升级。最后,基于数字生态共生拓展行业边界实现跨界整合,构建数字生态体系引领行业整体数字化升级与跃迁。这些结论对数字经济下企业数字化升级的内在逻辑和路径设计有所借鉴。     

当代科技发展生态建构的伦理路向

科技发展的诸多副作用伴随它创造的舒适和便捷一起出现,它们呈现出科技发展面临着一系列伦理难题,而最主要的伦理难题就是伦理环境问题。在以生态学表征精神旨趣的时代,作为人类生活方式的科技发展的当代走向面临着转变,改变蕴含着建构。以科技-伦理生态理念为方法论原则,在科技发展与宏观伦理环境和微观伦理环境相与的关系维度中形成良性运行的互动机制,是当代科技发展生态建构的正当路向和最佳进路。     

伦理文化的“物化”与精神生活的失落

现代伦理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理性主义.它使以情感关系为根基建立的集体型、情感型的伦理文化被以利益关系为中心的个体型、契约型的伦理文化所取代.物与物之间的抽象利益关系统治着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所以对那个剥离了人类生活具体语境的抽象伦理的批判构成了现代伦理学自我反思的重要内容.伦理文化的物化使现代人不得不独立经营并操劳于复杂的世俗伦理之中.现代人若想重新照亮人类的精神世界,就必须在追求自我利益的同时建构一种相互承认的社会伦理关系.     

数字劳动中的隐私问题探析

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引发了人类劳动方式的变革。数字劳动改变了人类劳动的形态,使得机遇与危机并存。一方面,“产消合一”的劳动形式突破了传统劳动时空的限制,非物质性的劳动资料推动着生产力发生质的飞跃,非雇佣性的劳动关系使得数字劳动更加灵活,数字技术的应用使得个性推荐更加精准;另一方面,劳动数字化与数字化劳动使得一切要素都被数据所中介,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界限逐渐模糊,加剧了隐私泄露的风险。随着劳动条件的发展与隐私观念的流变,数字劳动中出现新的隐私困境,包括隐私边界的时空困境、隐私主体的认知困境以及隐私行为的自主困境。现阶段,人们需要积极探索数字劳动中隐私困境的可能出路,突破数字监控的隐形规训,从而实现数字社会的健康发展。     

创造伦理:应用伦理学研究的新视野

为了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我们不能不关注创造行为所引发的伦理道德问题。创造伦理学的提出,就是源自对创造行为引发的道德问题的关注。创造伦理学的缘起、研究对象、范围、意义以及创造活动中所应遵循的伦理规范等等基本理论问题,都是值得我们探讨的。     

食物伦理律令探究

食物不仅仅是人类食用的自然之物,更是人类在其能力范围内超越自然的必然限制并自由地创造好(善)的生活的精神之物。在人类生活的历史进程中,食物以其特有的方式彰显着饥饿驱使下所产生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对抗颉颃与重叠共生的密切联系。在此联系中,食物自身蕴含着深刻的伦理关系。这就提出了食物伦理的根本问题:如何把握食物所蕴含的伦理关系?该问题可以分解为三个子问题:是否应当禁止食用任何对象?是否应当以任何对象为食物?应当以何种对象为食物?食物伦理第一律令、第二律令、第三律令分别回应这三个子问题。第一律令、第二律令是规定食物伦理"不应当"的否定性律令,其实质是食物伦理的消极自由(免于饥饿或不良食物伤害的自由)。第三律令是规定食物伦理"应当"的肯定性律令,其实质是食物伦理的积极自由(正当追求优良食物和善的生活的自由)。三大律令分别从不同层面诠释出食物伦理的根本法则或食物伦理的总律令——食物伦理的自由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