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实践张力与路径选择

不同于既往以村庄为乡村振兴实施单元的传统模式,以县域为基本单元推进乡村振兴具有加快县域城乡融合、促进县域共同富裕与完善县域治理体系的内在逻辑。囿于国家介入有限与基层行为偏差、城市发展偏向与乡土卷入风险、工商资本嵌入与公共利益缺失等实践张力,县域乡村振兴面临着多重阻力。应通过规划引导、机制转型、治理重塑与要素支撑等途径,完善县域乡村振兴规划,构建新型城乡关系,打造城乡治理共同体,增强县域内生动力,以全面推进县域乡村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实现城乡共同富裕与农村农业现代化。     

数字经济驱动城乡产业链深度融合的现状、机制与策略研究

站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历史节点上,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对推动城乡融合、形成新型城乡关系、畅通城乡经济循环提出了更为迫切的现实要求。产业融合是城乡融合的基础,数字经济为实现城乡产业链深度融合与升级提供新要素、注入新动力,具有高渗透、高价值、高技术、非竞争性,能够深化城乡产业分工,产生数字重生赋能效应、数字融生平台效应、数字增生长尾效应、数字新生蝶变效应,渐进式实现城乡产业链从流程、产品升级到范围、结构层面的功能升级,最终实现系统性链条升级。经过多年实践,中国数字经济驱动城乡产业链深度融合的现实基础已初步具备,但仍存在一些薄弱环节,有待从培育城乡产业链协同发展新模式、探索城乡产业链数字化深度融合新场景等角度进行突破。     

要素集聚下特色小镇建设引领乡村振兴研究

推动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实现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主要内容。特色小镇是产城融合、人文与自然融合、创新与传统融合的包容性空间载体。特色小镇的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的价值目标,统一于城乡融合发展。我们以"嵩口模式"为例,在剖析、传承和再造乡村文化民俗的基础上,我们认为通过集聚和利用乡村资源要素发展特色产业,将台湾先进理念和管理、基础设施、服务体系等现代要素引入乡村,能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     

乡村振兴战略:新时代“三农”问题的破解与发展路径

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乡村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转型,我国城乡关系由"乡土中国"转向"城乡中国"。不过,"重城轻乡"与"城乡分治"的现代化建设逻辑导致了乡村社会长期落后,城乡差距在城镇化和工业化中后期持续拉大,形成了严峻的"三农"问题。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维护城乡空间正义、激活乡村社会功能,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蕴含了农业现代化转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村落文化现代化重建、乡村治理德法并用、发展成果城乡共享等极其丰富的理论意涵。新时代要以"三农"问题为靶向,以盘活资源效率与重建文化价值为关键,继续释放制度红利、破除生产要素流动障碍、构建现代农业体系、夯实社会治理基础、推进文化复兴与融合,以实现乡村振兴。     

城乡融合型乡村振兴的实践探索、认识思考与对策建议

推进不同类型乡村振兴是全面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和实现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在城郊融合类村庄的基础上延伸出的“城乡融合型乡村”,具有独特的内涵、特征和功能价值。作为城乡融合型乡村的典型案例,成都市新津区在城乡要素互通、产业融合、空间重塑、农博引领、共建共治、数字赋能等方面积极探索,城乡融合引领乡村振兴取得显著成效。在此基础上必须进一步深化对城乡融合型乡村振兴的认识并进行理论概括,在实践中应注意政府的参与要适时适度,提高乡村居民的参与度,激发乡村人才和集体经济组织的内生动力,激活资源要素和破解金融困境,着力提高人口双向流动程度等。     

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政策体系及其实现路径

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是长期性、艰巨性的任务,构建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政策体系,是当前理论和政策研究的关键。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当前,农民农村共同富裕面临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和收入差距三大挑战,但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等政策体系,为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当前,主要可以从三个方向来把握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实践进路。一是进一步完善反贫困战略的"补弱"机制,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二是建立健全乡村振兴战略的"做强"机制,在产业振兴、金融支持、生态振兴等关键环节,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三是积极构建以城乡融合发展为导向的"拉平"机制,通过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推动城乡均等化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和完善,有效促进城乡融合。     

城乡融合发展的制度困境及突破路径

城乡融合发展作为城乡关系的新型定位,是促进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制度问题是城乡融合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完善的制度体系能够有效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因而迫切需要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制度。城乡融合发展的制度体系包括要素双向流动制度、产业融合发展制度、公共服务均等制度、生态环境共治制度和收入分配公平制度。在实践中城乡融合发展面临一些制度困境,制约着城乡融合发展预期效果的实现。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需要重塑制度创新理念,突破路径依赖效应,进行系统化的制度安排,进一步优化和改进城乡融合发展制度。     

乡村振兴与城镇化进程中城乡要素双向配置

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和资本等随着要素单向流动的城镇化而不断向城镇转移，使农村发展失去生产要素的有力支撑，乡村衰落已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重大挑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应将乡村与城市确立为并行发展的两个主体，实现乡村与城市有差异化的发展，使城乡要素在市场主导和政府引导下双向流动、优化配置。现阶段在旧的制度障碍尚未完全消除、新的制度供给还不充足的背景下，囿于资本等要素的逐利性，完全依靠市场实现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会对农村发展和农民福祉产生何种影响尚难下定论，需要在“乡村振兴战略”这一顶层设计下探索城乡共建共享循环系统等要素双向配置互动发展机制，通过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建立多种形式的利益联结机制等举措切实降低城乡要素流动成本，引导要素向乡村集聚，带动乡村产业振兴，实现城乡互促共融。     

社会结构变动中乡村振兴的文化动力和思想范式研究

在社会结构变动中,乡村发展面临人口结构变化、城乡社会流动和公共服务供给等方面的多重挑战。文化动力以独特的社会特性,使当代乡村的传统性得以保留、现代性得以丰富、未来图景可以期待,为乡村振兴夯实精神思想动力,筑牢社会发展动力,激发美好生活动力并赋予生产结构动力。在乡村振兴进程中,围绕"乡土性"带来的"当地感"和"历史感"所构成的乡土文化,在"改变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动力结构与动力形态"和"为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创造性提供动力源"两种"社会发展的文化生产力形态"中的表现,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新的理论折射和思想书写,创造出赋能乡村振兴的思想范式,充分释放出文化在守护乡村历史传续、回归乡村精神故乡、塑造乡村生活图景和促进乡村均衡发展方面的导向作用,并勾勒出乡村振兴的文化创新之路。     

乡村教育振兴的理论逻辑及其路径选择

乡村教育振兴不仅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必然选择，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的必然选择。乡村教育振兴是在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以中国式现代化理念为统领，各相关部门协同推进乡村教育体制改革，促进乡村教育现代性不断增长的过程。从宏观层面来看，乡村教育振兴是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力量、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动力、推动美丽中国建设的战略支撑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乡村教育振兴的价值逻辑蕴含着时代发展的必然性，在价值逻辑上彰显着为农而教的价值立场、承载着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价值承诺、充盈着传承创新乡土文化的价值情怀、诠释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价值担当。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乡村教育振兴在目标上要满足乡村振兴战略新要求、在理念上要彰显乡村学校教育新理念，在方式上要构筑乡村教育新格局，在机制上要创新人才培养新体系。推动乡村教育振兴需要从乡村教育经费投入、城乡教育资源共享、乡村学校结构布局优化、乡土文化建设与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等方面入手来选择最优路径，为乡村教育振兴发展提供最佳方案，从而不断深化乡村教育改革，以乡村教育振兴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融合、共享与共富：乡村城镇化与新型城乡关系重塑逻辑

城镇化是社会发展趋势,是经济发展中资源要素配置的社会的和地理的现象,由此形成经济社会结构的地域功能特区化及行政区化,呈现城乡关系层面的社会结构问题。在新的历史时期,城乡融合则是破解社会结构问题的钥匙,立足城镇化内涵,推进乡村城镇化,依据融合、共享与共富的底层逻辑与发展取向,强化区域型政府角色与使命,构建基于发展初衷的融合体制机制,拓展共享形式与层次。基于价值、配置与结构逻辑,架构新型城乡关系,重塑城乡融合与均衡发展结构,给予共享的帮助。基于城乡平衡发展,选择乡村城镇化的路径,实行共享的平衡策略,矫正偏离初衷的发展方式。     

数字经济赋能城乡融合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是党的二十大提出的重要决策，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保障。数字经济赋能城乡要素双向流动能够促进乡村产业多元化发展，数字经济赋能收入分配能够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数字经济赋能平台高效率交换能够促进乡村在线交易高质量发展，数字经济赋能城乡居民数字化消费能够促进供需两端协同发展。当前，数字经济推动了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缓解了城乡资源分配不公难题、促进了乡村交换模式的转型、助推城乡消费新模式的形成，但还存在城乡要素流动受阻、城乡生活体验差距不断扩大、乡村基础设施资源交换不充分、乡村数字化消费模式发展不完善等现实问题。应进一步整合数字农业生产体系，实现农业数字化融合发展；构建基本公共服务数字化体系，强化资源分配均等化；完善乡村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加速建设乡村在线交易平台；推广乡村线上消费，助力乡村消费升级换代。     

关于和美乡村建设的若干实践问题

乡村振兴是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战略之一,是在一个高度压缩的时空中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战略举措。乡村振兴不可能在乡村孤立地实现,而需要在城乡融合发展的“偶联”机制推动下逐步实现。通过推动以县城为载体的新型城镇化推进县城振兴,从而为乡村振兴提供新的动能。乡村建设不是简单地建设村庄,而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行动。和美乡村建设不是搞“形象工程”,而需要在人居环境改善,发展产业,保护生态环境和农耕文明,改善乡村治理等方面系统推进。和美乡村是为农民而建,从规划到实施都要坚持农民为中心的原则。推动和美乡村建设与经营的农民主体性,需要从以农民为中心的决策机制、建设机制、经营机制和受益机制方面统筹安排。     

对成都市在“城乡一体化”改革中创新突破的调查和研究

城乡统筹发展的实质就是要协调城市与乡村的各类要素资源,打破城、镇、乡、村的脱节和工业与农业发展不平衡的格局,实现以城乡一体化为目标、以改革创新为核心、以群众利益最大化为宗旨、以市场化为动力、以政策为保障的城乡和谐与可持续发展。     

从效率与公平统一的视角理解社会主义本质

与学术界以往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不同,从效率与公平的统一上理解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本质中无论生产力层面的内容还是生产关系层面的内容,都包含着效率与公平相统一的实质。正确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社会主义本质的实现;但是,在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中,不能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同效率与公平一一对应。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从效率与公平的统一上理解社会主义本质,说明只有解决了城乡差距、地区差距、阶层收入差距的悬殊问题,才能真正体现和落实社会主义本质。     

强化乡村振兴制度性供给研究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在深刻认识我国城乡关系、变化趋势和城乡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矛盾的必然要求。本文围绕乡村产权、资金、人才与城乡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创新,在评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三农"工作制度性建设的基础上,针对城乡融合发展面临体制机制障碍、农村集体产权缺乏完善制度保障、涉农资金管理体制机制性问题凸显、乡村振兴人才缺乏培育引进使用机制等制约乡村振兴的制度性障碍,提出要在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全面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建立涉农资金统筹整合长效机制和强化农村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等方面,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强化乡村振兴制度性供给,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谱写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新篇章。     

城乡人才要素流动：对接现代性的浪漫想象——“乡村CEO”的理论分析与现实困境

现有文献多关注以城市建设为主导的城乡人口双向流动与融合，少有关于以推动乡村建设为主线的城乡人才要素对接的探讨。伴随着稳定推进的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乡村的稀缺性正在凸显，乡村作为新的经济空间也得以建立，需要相匹配的人才作为支撑。来自团队在云南多个乡村实验的案例以及杭州余杭区的实践显示，“乡村CEO”是政府主动构建乡村价值重塑与乡村发展的新路径之一，是政府主导下的“逆城市化”选择，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引导城市发掘乡村的稀缺性。尽管“乡村CEO”能够把城市动能带入乡村，带动各类要素流向乡村，但城乡人才要素流动本质上仍取决于乡村与城市对接现代性成功与否。乡村和城市仍需面对和克服自身的社会生态、价值观念等多方面的问题。     

论现代化中后期的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是中国现代化进入中后期之后提出来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要从工农协调、城乡融合、区域平衡的视角理解乡村振兴。在工农协调共进中，不仅要有“世界工厂”，更要通过乡村振兴，成为“世界农场”；在城乡融合发展中，不仅要有现代化的城市，更要通过乡村振兴，建设现代化的农村；在区域平衡发展中，不仅要有发达的中心城市群，更要通过有针对性的乡村振兴，促进边缘区域有特色的发展。     

乡村振兴战略下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与实践：一个分析框架

县域是乡村振兴战略下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从县域社会学的角度，这源于乡村振兴以县域全面振兴为前提，也源于县域城镇化进程中农民流动的特征。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变革要求城乡相互打通，充分尊重农村的主体性，具体涉及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农村产业发展、农村公共服务、农村基层治理体系四个方面的变革。从实践来看，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有两个问题需要避免：一是避免劣质城镇化；二是避免过度“经营”村庄。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的认知与实践误区及其矫正

乡村振兴上升为国家战略是2017年,乡村振兴实践则存在于较长的历史时段。百年来,经历了民间自发的乡村建设、国家进场围绕土地制度的乡村建设、国家主导下从汲取到反哺的乡村振兴三个阶段。当前乡村振兴中存在割裂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关系、乡村振兴滞留于外在的物化层面、乡村建设忽视区域的分化与差异性、乡村发展走的是依附型道路、将乡村振兴理解为乡愁的寻找和打造等认知和实践误区。总体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应在全面理解其系统性、战略性、时代性的基础上审慎推进,实现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协同,走自主性、内生性、普遍性、差异化的道路,处理好乡村振兴中人才"所用"与"所有"的关系,注重土地使用制度的创新与协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