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亚贫困问题研究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实施对于解决我国城市贫困问题有重要意义。但正是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实施,使我们更清楚的看到了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的另一面,即亚贫困问题。亚贫困群体的消费生活方式与贫困群体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城市亚贫困的产生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转型密切相关,亚贫困问题的解决也有赖于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对完善包头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系统思考

由于经济体制转轨和经济结构转型,包头市的城市贫困问题正日益突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立后,包头市在城市反贫困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目前包头市的城市低保制度在运行中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只有通过科学确定保障标准、拓宽多元筹资渠道、严格规范管理制度、建立互补运作机制等一系列措施才能不断完善这一制度,提高反贫困的社会效果。     

加强城市贫困监测是解决城市贫困问题的基础

城市贫困监测是解决城市贫困问题的基础 ,具有政治、经济、社会和科学研究等方面的重要意义 ,其主要任务是定期测算城市贫困标准、进行贫困描述及监督并评价城市扶贫政策与措施。当前我国城市贫困监测工作仍处于起步阶段 ,应逐步确立包括组织制度、经费制度、运作制度和信息制度等在内的贫困监测的整体制度 ,是当前我国城市贫困监测工作乃至扶贫工作的重要内容。     

论对我国城市贫困群体成因及社会影响的思考

当前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是影响社会和谐的一个突出问题。总的来看，体制性矛盾是导致城市贫困群体问题主要的历史性原因：体制性与结构性矛盾是导致城市贫困群体问题的现实主要原因；导致城市贫困群体问题的根本原因则是社会经济发展总体水平相对较低。     

关于相对的"绝对贫困"的分析与相对贫困的治理构想

我国的贫困治理由绝对贫困向相对贫困过渡.相对贫困与绝对贫困不是两个对立的问题,而是具有特殊的内在联系性.相对贫困的内部群体并非单一的,也存在自身经济状况具有难以提升顽固性的相对的"绝对贫困"群体,各类贫困群体之间相互作用.治理相对贫困需要对其本质进行分析,在继续强化物质保障的前提下,从教育支持、利益维护、心理完善等层面提出治理相对贫困的新构想.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贫困治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贫困治理大致经历了四个"七年"阶段,由于政府制订了符合国情的贫困标准、重点明确相互配套的扶贫政策,贫困治理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中国贫困治理存在治理理念偏差、治理效率不高、缺乏可持续性以及主体单一的不足,同时也面临返贫风险、城市贫困突出等新问题.为此,要加强贫困治理的战略规划与管理,寻求与非政府组织及其他社会组织的反贫困合作,落实贫困治理项目的监管与审计,完善具体的项目实施细节,推进反贫困的技术推广和制度建设,坚持自然资源开发和人力资源开发相结合,促进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全面建设.     

基于博弈视角的城市低保对象求职行为分析

近年来，越来越多有劳动能力者成为城市低保受助者。如何使这一群体通过救助阶段的缓冲与调整，最终经由就业摆脱贫困，融入社会主流，对于提高社会救助效率、实现社会公平具有重要意义。为了寻找城市低保制度中救助与就业的最佳平衡点，建立促进有劳动能力低保对象积极就业的利益导向机制，本文分析了政府与低保对象在不同模式下救助、就业间的博弈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完善城市低保制度的对策建议。     

城市农民工多维贫困及治理路径研究

农民工在由农村向城市的转移过程中,出现了贫困问题。这一问题直接影响着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也关系着城市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当前,农民工城市贫困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经济贫困、权利贫困、精神贫困、文化教育贫困、能力贫困、社会资源贫困等等,各种贫困现象开始在城市农民工身上出现。导致贫困的发生主要有制度设计、资源分配、城市化建设、自身素质、文化与心理冲突等方面的因素。因此,必须采取各种措施,从区域协同、主体合作、治理模式创新、手段优化等方面来推动城市农民工贫困的治理。     

中国城市低保制度的发展困境与转型研究

中国城市低保制度自1997年创建以来,在改善居民生活、缓解城市贫困和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制度设计与外部环境的变化,这种维生型的低保制度遭遇了诸多发展困境:政策设计存在缺陷、管理体制不合理、制度的功能异化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传统社会福利理论的反思、发展型社会政策的提出和低保制度面临的外部环境压力为中国城市低保制度的转型提供了理论与现实可能.中国城市低保制度的转型要构建普惠型、中间型与发展型救助相融合的救助制度体系,创新社会救助与就业发展的联动机制,优化低保制度的管理体制和执行机制.概言之,我国城市低保制度的价值理念是发展型,制度取向是普惠型,救助水平是中间型,这三者要有机融合,不能偏废任何一方,以构建适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满足民众基本需求、符合福利发展规律三位一体的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城市救助体系.     

我国城市贫困线与政策目标定位的思考

目前世界各国的贫困线有绝对贫困标准和相对贫困标准两种.发达国家大都采用相对贫困标准,即要让贫困者分享社会发展的成果,保证他们过上"体面的生活".而发展中国家大都采用绝对贫困标准,我国的低保线也属于绝对贫困标准,低保金主要考虑的是家庭食品开支.基于相对贫困标准和绝对贫困标准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我国当前城镇社会必然存在这样一个群体:他们的收入高于绝对贫困线但低于相对贫困线,即相对贫困人口.改革开放后,我国城市贫困的显著特征是绝对贫困人口不断减少,而相对贫困人口则不断扩大.由于当前我国收入分配格局两极化特征非常明显,因此相对贫困人口的规模要远远超过绝对贫困人口规模.在相对贫困线标准下,居民的社会政策受益和财富拥有状况比绝对贫困线下的居民要复杂得多.因此,一旦采用相对贫困线标准,那么政策目标群体定位(资产调查)方法也将随之发生改变.     

关于完善农村低保制度的调查与分析——基于山东省的问卷调查

通过对山东省农村低保家庭的问卷调查数据的分析,对农村贫困群体人口的实际生活状况和农村低保制度运行情况进行分析,可以看到,当前农村低保人口生活依然十分贫困,农村低保还存在保障范圈小、保障标准低、地区差异大、低保对象界定不科学、透明度不高、配套政策不完善等问题.完善农村低保制度的对策建议:扩大保障范围,确保做到应保尽保;合理确定低保对象,做到公正公平;科学制订保障标准,做到既能保生活又能促发展;加大宣传力度和工作透明度;完善配套政策,加强与其他惠民政策的整合;健全农村低保工作机制等.     

从政府主导到政府有为：新发展阶段我国贫困治理的逻辑嬗变

“政府主导”作为我国绝对贫困治理的一项核心制度安排，在政策制定、责任压实、监督考核、组织动员、资源调配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形成我国贫困治理的重要经验。但是，由于政府自身存在不完善性以及政治逻辑、行政逻辑对贫困治理的不当干预，政府主导的贫困治理带来一系列负外部效应，导致扶贫产业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脱贫群体内生“动”“能”不足和主体地位缺失等。新发展阶段，要加快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协调好效率与公平关系以及发挥城乡制度联动效应，逐步推动“政府主导”向“政府有为”转变，更好发挥“有为政府”在常态化兜底扶贫保障、建立相对贫困治理机制、提供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以及调节收入再分配等方面的作用与优势，从而有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中国贫困治理历程、特征与路径创新——基于制度变迁视角

贫困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建构问题,需要在制度变迁的分析路线下展开。回顾建国以来我国贫困治理历程,制度层面的改革与创新构成各阶段难题破解的根本出路;政府主导、推动贫困治理走向制度化过程则是制度变迁的责任基础与方向;而新时期贫困分布与结构变化是诱发当前制度变革的主要动因,它同时内含了制度由事后补救向事前防范、由经济政策向社会政策、由运动式治理向制度化过程转变的改革诉求。循此逻辑,新时期的贫困治理可通过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强化社会资本建设、建立贫困人口参与机制和建设多功能个人资产账户等路径实现制度创新。     

城市低保边缘群体社会救助缺失的伦理分析

城市低保边缘群体与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相伴而生,但是由于思想认识的不足、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和社会救助体系的不完善,城市低保边缘群体的社会救助处于缺失状态。社会救助的缺失不仅使低保边缘群体的基本权利无法保障,破坏社会公平,而且会直接增加城市低保制度的压力,造成社会的不稳定,阻碍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因此,加强对低保边缘群体的社会关怀,应从完善低保制度、发展专项救助和发动社会力量三个方面来保障低保边缘群体的基本生活。     

变数额标准为人员标准——农村低保标准确定的范式转换

中国扶贫和发展的情况表明，要解决农村全部贫困人员的温饱问题必须建立农村低保制度。受扶贫和城市低保对像确认的影响，我国实行农村低保试点的地区多采取数额标准作为确定农村低保对象的主要确认方法。鉴于数额标准在确定农村低保对象中的种种缺陷和弊端，文章在分析农村低保意义的基础上论证了变数额标准为人员标准在农村低保对象确认中的意义、作用、应注意的问题和确认的方法。     

参与式反贫困：中国城市贫困治理的方向

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和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国的城市贫困问题日益凸显。近年来,中国城市贫困治理取得了较大进展,已经初步形成了以基本生活保障为基础,专项救助相配套、应急求助、社会互助为补充的综合性、多层次的社会救助体系。同时,参与式规划逐步得到重视。未来中国的城市贫困问题将更加复杂,并呈现出长期化趋势。为有效应对日益严重的城市贫困状况,应在继续完善现有相关反贫困措施的基础上,认真吸取农村参与式扶贫的经验,重视参与式规划的作用,走参与式反贫困的道路。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缓贫效应:来自西部民族地区的证据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中国农村反贫困的重要制度,基于民族地区农村家庭调查问卷的分析发现,农村低保制度在缓解贫困和收入不平等中均发挥了积极但较为有限的作用,这些作用在地区间和民族间存在显著差异。尽管如此,低保家庭成员对农村低保制度给予了较高评价。在缓贫效应方面,低保待遇缩小贫困差距的作用要大于降低贫困发生率的作用。并且,低保待遇对少数民族家庭的缓贫效果要好于民族地区汉族家庭。在收入分配效应方面,总体上,低保待遇仅能使农村家庭基尼系数和人均家庭收入离散系数分别降低3.5%和3.2%;但低保待遇缩小少数民族家庭收入不平等的作用好于汉族家庭,缩小民族之间收入差距的作用则大于缩小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的作用。此外,低保家庭成员的主观评价也反映出了农村低保制度在管理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城市贫困人口的群体认同与社会融合

本文侧重从心理与文化的角度研究城市贫困问题。通过调查分析认为 ,由于城市贫困人口大多认同贫困群体 ,从而在心理上拉开了与非贫困群体的距离 ,出现了与社会分离的趋势 ,这不利于社会融合。城市贫困人口认同贫困群体会形成贫困群体文化 ,将更不利于他们的社会融合。因此 ,城市反贫困行动不仅要有助于城市贫困人口摆脱贫困 ,而且还要有助于他们的社会融合。     

我国城市贫困阶层的形成及其制度性、政策性分析

我国的城市贫困阶层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并于20世纪末达到高峰。城市贫困的产生有其特殊因素,即主要是制度以及政策造成的,这些因素包括单位体制的缺陷、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各种社会排斥的盛行、贫困群体利益表达渠道的不畅通、贫富差距的拉大以及WTO的影响。     

个人资本视域下的劳动力移民城市贫困研究

中国农村劳动力在向城市迁移的过程中遭遇"制度藩篱",该劳动力移民群体与城市制度内人口、知识移民和财富移民相比,个人资本水平低是其在城市贫困的致因。通过个人资本积累能够消除劳动力移民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