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酒人犯罪刑事责任的立法比较与法理分析

醉酒所致精神障碍,是一个遍及世界各国的重要社会问题之一,而且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关于醉酒状态下犯罪的刑事责任问题,有的国家刑法没有对之做出专门规定,而是将其作为自愿(故意或过失)陷入无责任能力状态的情形之一,规定不免除或减轻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但有些国家对此作了专门规定.     

比较视野下惩治航空安全犯罪的立法完善

航空安全是航空业的出发点和目标.中国在加入有关国际公约之后,通过修订刑法、细化罪名、颁布司法解释,对国际公认的航空安全犯罪行为进行惩治,以与国际社会同步维护航空安全.劫持航空器罪、暴力危及飞行安全罪是典型的危害航空安全犯罪,中国刑法典应在对接国际公约的基础上,对各个犯罪的构成要件要素做出符合中国国家利益并与其它罪名相互协调的规定.美国、加拿大在国际公约的基础上,形成了惩治危害航空器、机场、机上人员、飞行安全行为的罪刑体系,这对于中国的立法完善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对于航空安全犯罪这类严重侵害、威胁重大法益的犯罪,可以将部分犯罪的预备行为规定为独立的罪名,纳入到中国刑法的调整范围内,而且应当加强罚金刑的适用.     

危害航空安全犯罪的惩治及其立法完善

随着航空运输业的快速发展,航空安全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劫持航空器、暴力危及飞行安全等犯罪严重危害航空安全,国际社会相继通过了一些国际公约予以规制,中国刑法也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力争严厉打击危害航空安全的犯罪,确保航空业的安全、高效。文章对如何完善航空刑法作出了一些立法建言。     

试论独立教唆罪的设立

教唆行为的错综复杂,无疑将教唆犯问题变成了刑法理论界极具争议的话题。我国《刑法》第29条规定：“教唆他人犯罪的,应当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教唆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重处罚。如果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对于教唆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此种立法例存在明显欠妥之处,将两种不同类型的教唆犯规定在同一刑法条文当中,无疑会致使学界在研究教唆犯问题时分不清两者的界限。应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将共犯教唆犯与非共犯教唆犯区分开来。由于目前教唆犯问题在立法上和实践中都存在诸多矛盾,应将非共犯教唆犯从刑法总则中的“共同犯罪”一章中独立出来,单独设立教唆罪,置于分则当中。     

刑法中因果关系与客观归责之关系研究

客观归责理论的嬗变历程,不仅其原动力来自因果关系理论,而且与各种补充条件理论的因果关系理论同向且同步发展.客观归责与因果关系是客观构成要件中两个各自独立的构成要素.客观归责论区分了归因问题与归责问题,结果原因的判断,立足于经验的观点,采用条件说的标准,判断有无事实上的因果关系;结果归责的判断,则以规范的保护目的的观点,根据客观归责理论的规则,判断可否将结果的发生归责于行为.     

构成要件的效力范围——客观归责理论构成规则研究

客观归责理论最重要的归责标准,在于结果和法律所不容许的风险行为之间,除已经具有因果关系之外,结果还必须在避免风险的规范的保护范围之内,或者必须是构成要件的保护效力所要掌握的对象,则该结果才可归责于行为人.一介人原则上只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对于有第三人或被害人自己的行为介入所发生的结果,先前的行为人不需负责.当有第三人自我负责地介入因果历程时,可排除结果对先前行为人行为的客观归责.只要第三人是完全负责地制造出一个独立产生结果的风险时,先前行为人就不必为结果负责.他人专属的负责领域,形成构成要件效力范围的界限,由该他人单独负责.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从宽”的规范解释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推行以来，取得了很多实效，对于刑事案件繁简分流、提高效率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引发了一些争议，主要是法检关系、被告人权利保障、律师介入等问题。为了透过现象看到本质，需要回归制度设立的初衷和运行的底层逻辑，这就是实体从宽与程序从简两个方向的改革与充实。具体来说，不同于英美法系的辩诉交易，我国认罪认罚实体上的从宽主要是量刑的优惠，控辩只能在成文法框架内协商，但是也有规律可循，即于比例原则制约下在法定幅度内选择某个点做出量刑建议并最终确定刑罚。在程序上，认罪认罚制度虽然简化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一些诉讼权利，但从利益衡量的视角来看，该制度推动轻缓强制措施优先适用，压缩了审前羁押的空间，甚至可以不起诉而结案，这减轻了被追诉人的诉累，也适应了新时代司法改革少捕慎诉慎押的要求，在保证公正的前提下尽量提高效率。既然认罪认罚的被追诉人人身危险性大幅降低，刑罚理应下调，同时证据收集难度下降，程序自然简化、加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