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社会行动的结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终结

学界关于中国人社会行为取向为个人主义抑或集体主义的困惑,源于学者一直受一种二元对立范式的指引而欲图对这两种相反的取向做出取舍。从社会学中有关家庭结构的比较,可以演绎出中国人在社会行动上呈现的复杂结构。这一复杂结构由家长权威、伦理规范、利益分配和血缘关系四个变量之间构成的制衡关系所组成,它使中国人的社会行为不宜用任何一种单一的取向来概括。因此,只有打破原有的二元对立范式,才能深入系统地解释中国人的社会行为,才能真正认识中国社会及其变迁方向。     

跨文化、翻译与社会科学本土化——兼论儒家的西方遭遇

文化差异导致了跨文化中的翻译活动。不同文字间的学术交流本指望通过语言转换实现对源语地文本之理解,却因母语特点而不能得到忠实的再现。无论是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努力向西方世界翻译儒家经典,还是严复等中国知识分子试图向中文世界翻译《天演论》及一系列西方概念等,其翻译中的文化策略与自我矫正造成知识本土化之发生。所谓翻译的对等性,应具备跨文化语义上的一致性。由于自然科学在其学术共同体中建立了共同的符号系统,故实现了这一点。可在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由于翻译活动始终面临创造性反叛,使源语地的文化观念或文本中的原有立场、内在框架与基本假定在转译中都发生了某种程度的改变。     

中国社会心理学方法论初探

西方心理学是在对物质世界的科学认识中逐渐生成的,因此它在研究方法论上具有很强的实证主义倾向,并影响着人格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和文化心理学的发展。但本土心理学在实证主义的引导下所进行的本土研究,却往往误解和肢解当地人的心理和行为。其实,受中国自身的文化预设、社会认知和思维模式的影响,本土方法论是人文主义取向的,其中所包含的整体论思维、引导性概念及类比推理等对本土心理学方法论的建立具有启示作用。     

关系与权力：从共同体到国家之路——如何认识传统中国人与中国社会总纲

中国人之最重要的生活理想之一,就是实现个人从共同体向国家的跨越,即通过其紧密的社会网络来进入官僚体制.这种生活之路之前提,同中国社会结构设计上的"官"与"民"之间的鸿沟以及功名之路有因果关系.由于中国社会不鼓励个人奋斗,因此个人的成长离不开家人与地方的促成,进而跨越成功者也让家人和地方分享他的荣耀与资源,从而构成了一种共同体与国家相互交织的运行模式.其中,官本位与家本位是社会的双重现实与价值基础,个人名利及其分享成为社会网络建构的方式与运作的方向.而这些特征将会导致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发生不同类型的社会交换,并产生出积极的关系策略.     

价值缺失与中国人需要什么样的价值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成功地举办奥运会及中国在应对世界金融危机中的表现,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都出现了一种声音：这就是中国的崛起,而且是和平的崛起。崛起的中国在全球一体化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姿态,显示了中国在世界上日渐显现的重要地位。无论在政治、军事、能源,还是在市场、消费、环境等方面,目前世界上的很多事情要看中国怎么做。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访华中说,美国不但不遏止中国的崛起,     

《围城》中的知识分子与知识分子的“围城”

《围城》小说的主题在社会学意义上可以转化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围城”。就“围城”的本土含义而言，这座城堡特指中国人的脸面观。所谓“脸”即是中国知识分子所应具有的人格特征及理想，其内涵为知耻，而“面子”则表示中国人所讲究的一种关系状态，其内涵为自我掩饰或虚饰。钱钟书在书中通过对留洋博士方鸿渐的遭遇描写，生动而形象地刻画了中国知识分子在脸和面子之间所处的紧张性和困境，并以讽刺的笔调描写了一群学者对前者的放弃和对后者的追逐。而这一意蕴正合钱钟书在学术上对中国人做人中的“方圆”问题所做的精辟解析     

走向现代化的江村人──中国家族主义中的亚文化现象及其现代意义

依照马克斯·韦伯等西方学者的观点，儒家文化中的家族制是形成现代经济组织的一大障碍。然而，在对江苏昆山市周庄镇农户进行的家庭结构调查中发现，该地区存在着一种受到当地人普遍认可的入赘婚家庭模式。这种家庭模式可以和日本的招女婿婚俗相比较。日本家庭的招婿制曾对日本现代化进程中的经济组织结构起过重要的作用。通过对江村地区的这一招婚制的分析，也将阐明它是该地区乡镇企业这一类型的经济组织如此发达的一个前提条件，以此表明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契合关系。     

中国社会中的日常权威：概念、个案及其分析

"关系”已成为解释中国社会运作的一个重要概念 ,然而为什么中国人如此注重关系的建立 ,却研究得不够深入。本文为此提出一个“日常权威”的概念。通过对这个概念的分析 ,可以看出 ,中国人如此热衷于讲“人情”与“面子”是因为他们能将其作为一种交往工具 ,以此来获得他们的日常权威。显然 ,日常权威具有一种嵌入式的特点 ,它表达了任何一个想拥有权威或资源的个体为了实现这一目的 ,先需要将自己嵌入一种特定个人关系网络中 ,借此才可能拿到本来不属于他的权威。日常权威的运作使得角色与地位、规范与制度变得形同虚设 ,而唯有关系的连接才有意义     

“孝”之道的社会学探索

思想转化为行动,有一套复杂的传导机制,也伴随着思想本身在操作上的现实改变。由于孝的观念及其实践在中国历史文化中极为重要,故可以作为一个重要范例加以考察。从社会学角度来研究孝,主要任务是探讨其运行的社会方式,包括它如何从儒家思想转化为中国人的行动并对社会产生真实的影响与建构。孝的本意在于事亲,但儒家将其同仁连接,进而成为仁的实现路径。至此,从仁至孝,可以看作一种从思想到行动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孝所承担的社会学意义在于其因“报本返始”的含义而构建起的天人认知框架。这一框架的基本运行方式即是由亲子关系形成的互报模式与情感的角色化。其基本核心依据在于其关系设置上的不对等性所产生的下一代对上一代的歉疚与报恩。孝一旦运行,会导致中国人将整个社会生活集中于家族谱系、社会温情化、伦理导向、关系网络、权威至上等方面,进而可以起到整合社会的作用。可以说,孝所形成的社会特征是中国社会最稳定的传统。虽然说新文化运动以来,其主导性已经式微,但其社会底色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