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务犯罪死刑控制与刑罚严厉化之立法协调

在职务犯罪领域,如何协调限制、减少死刑与严惩职务犯罪之间的关系成为当下不得不思考的问题。不论是根据立法沿革还是根据现实需求,增加死刑罪名都缺乏必要性与合理性。贪污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相对有限,应废止贪污罪的死刑。但基于受贿罪所固有的社会危害性,并兼顾当前的反腐情势,有必要保留受贿罪的死刑。贪污罪和受贿罪的刑罚结构均应做不同程度的调整。     

公诉职权行使过程中刑罚目的的实现

刑罚目的贯穿国家刑罚权行使的全过程。公诉职权的行使在国家刑罚权行使过程中起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应当致力于实现刑罚目的。无论是在审查起诉阶段,刑事审判阶段,还是刑事抗诉阶段,公诉职权的行使都影响着刑罚目的的实现,而也只有将全部公诉活动统摄于刑罚目的的指导之下,公诉活动才会有更加清晰的定位与方向。     

报应不应成为刑罚的目的

报应是基于行为人所实施的犯罪行为而应对其无条件强制施加的、与其所犯之罪相应的惩罚。从中外刑罚史上看,都不存在以报应为目的的刑罚。同时,报应无法合理地回答现实社会中刑罚的发动及其幅度问题,因此,报应不应成为刑罚的目的。     

论行政犯罪的客观要件要素

行政犯罪的客观要件要素包括行为、对象、结果、时空以及方法等,数额与因果关系不属于客观要件要素。仅有行为属于必要要素,其中持有属于行政犯罪中所特有的行为,它在行为形态上属于作为。选择要素中,结果要素具有鲜明的广泛性与多样性。     

风险社会下保安处分制度初探

在风险社会中,社会制度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应对社会风险需要建立并完善保安处分制度.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根据实际情况,保安处分制度都应该建立在行政法领域中,保安处分制度不应该被刑法化,更不能分别规定在行政法和刑法之中.     

论死缓制度的人道性

死缓制度是否具有人道性,是一个抽象性的问题,也是一个经验性的问题.死缓制度人道与否,不能仅仅通过与死刑立即执行制度对比从而得出肯定的结论,也不能因为其手段严厉而轻易予以否定.衡量死缓制度人道性的标准应为:以民意为视角,判断对罪犯适用死缓能否与犯罪的严重性相称、死缓是否是适合某类罪犯所有的惩罚方式中最轻的一种.目前在我国,从法律、政策、实践等层面予以综合考虑,死缓制度符合民意,符合我国国情,具有人道性.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刑法解释的 成就与发展

改革开放40年来，刑法解释工作一直稳步推进，成就斐然。目前我国形成了较为稳定、合理的刑法解释格局。刑法解释有力地促进了刑法的稳定与完善，有效地指导了刑法实践，并与刑法学研究形成良性互动。刑法解释的未来发展之路，应重点加强刑法立法解释工作，避免刑法司法解释立法化，以及控制刑法司法解释的数量。     

论罚金与惩罚性赔偿的折抵

基于罚金与惩罚性赔偿之间的同质性，以及责罚均衡原则、法律惩罚措施协调统一等要求，应该允许罚金与惩罚性赔偿之间的折抵。在罚金与惩罚性赔偿如何折抵的问题上，应当在坚持优先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在遵守法律基本原则和原理的基础上灵活解释、适用法律，追求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