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是“失语”还是“得语”——兼论“失语症”的解决之道

在中国现代文论建设中,“失语”现象时有发生,却不是主体;更为主流的是中西文论在遵循精神契合性、民族性、传统性基础上的“得语”。在20世纪的杜甫研究中,“人民性”“现实主义”“民胞物与”等概念的提出,显示出中国文论强大的生命力,是“得语”的明证。疗治“失语症”应该尊重中国文论建设基本规律的前提下,准确认清古代文论在当代社会的文化定位,以及它在经历百年现代化历史进程之后的社会属性,较少掺杂民族主义情感,代之以学理性的分析,重新评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创作实际。     

张元济的出版宗旨和他的教育思想

张元济(1867—1959)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出版家。从戊戌维新到投身出版事业,从向西方寻求真理到参加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他毕生为祖国、为民族,孜孜不倦地奋斗了六十余个春秋,他为我国近代出版事业和文化事业所作出的卓越贡献,已日益为人们所注重。综观张元济的一生,我们看到有一条鲜明的爱国进步的出版宗旨贯串始终。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盖出版之事可以提撕(携)多数国民,似比教育少数英才为尤要”①,“弟生平宗旨以喜新厌旧为事,故不欲厕身于政界,后与粹翁②相遇,以为得行其志,故甘为公司效劳。”③张元济以出版“提撕(携)多数国民”的思想和他的“喜新厌旧之主义”,有个形成发展的过程。这与他的教育思想又有着紧密的联系。出版与教育,本来就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这在张元济身上可说达到了高度的统一。“昌明教育生平愿,故向书林努力来”④正是这种心声的吐露,目标的追求。为此,要研究张元济从事出版事业的宗旨和实践活动,必须从他的教育思想和主张着手。本文试图就此作初步的探讨。     

鲁迅和郭沫若书赠日本友人的题兰绝句

鲁迅和郭沫若的旧体诗词,意境声调,俱极深闳,誉驰中外,脍炙人口。他们生前都曾为日本友人书写过传诵一时的诗章,这里介绍的是他们在同一时期、用同一题材为同一位日本友人书写的旧体诗。鲁迅所写的是《送O.E.君携兰归国》,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而郭沫若所写的一首(未著诗题),则很少为人所知,现录郭诗如下: 菉葹盈室艾盈腰,谁为金漳谱寂寥; 九畹既滋百亩树,羡君风格独嶕峣。小原荣次郎君作兰华谱索题赋此以应丁丑新夏郭沫若(印) 鲁迅的一首写于一九三一年二月十二日,即柔石等五烈士被害的前五天,是他避难花园庄旅社时所书。当时处境十分险恶。     

从杜诗研究谈强制阐释

张江先生提出“强制阐释”的观点并非单纯在西方文学研究中存在,也表现在借鉴西方文论研究成果解读古代文学作品的过程中,得出的结论不仅背离了文本的历史语境,也削弱了文本的文化意义。杜诗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代表,集中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特质。但20世纪以来的杜诗研究也存在着“强制阐释”的嫌疑,对其展开分析,有助于我们从新的切入点认识杜诗的艺术魅力,从而分辨出“强制阐释”的意义所在。     

新发现的郁达夫佚文和佚信

一佚文:倭寇的穷技①倭寇因二三军阀之野心,对我中华,不惜倾其全岛国兵众,大举来侵。成则他们可取天皇而代之,重建旧日摄政关白或幕府的制度,如曹操之黄旗紫盖,安当尊荣,满足他们少数人的欲望。败呢?他们原没有想到,但亦有卸罪于财阀政客的出路,仍旧可以行一种如二二六事件式的革命,挟天皇作器具,而来搜括些钱财。这实在是这一次倭寇侵略中国的真正动机,除此之外,说防共,说要求殖民地,全是屁话,不值得知者一笑的。自从战事开展以来,我河北察绥各区,都因当地负责者的不抵抗,而弃地千里。这从军事上看来,原只能与东四省之失于“九一八”一样的…     

苏洵史论文的儒学底色

三苏父子是宋代蜀学思想的领军人物,苏洵作为苏轼、苏辙的父亲,在宋代蜀学的形成之初发挥了重要作用。前人考察苏氏父子的创作多将关注的焦点定位于苏轼,而于苏洵、苏辙略有缺憾。作为忧乐为天下的北宋士人群中不可忽视的一员,苏洵的文学创作深染时代风气。特别是他的史论文创作秉承“其义一,其体二”的原则,将道统与政统的追索贯彻于史论中,成为影响苏轼、苏辙史论文创作的思想前导。故以苏洵史论文的宋学色彩作为探究,对全面理解三苏蜀学思想和两宋史论文的发展将提供极为宝贵的经验。     

杨村人其人其事

<正> 杨村人这个名字,除了在现代文学史著作中稍有提到之外,现在很少有人齿及,他的生平著述资料也难以寻找。但他作为太阳社发起人之一而转为“左联”盟员,无论是非功罪怎佯,都是现代文学史上存在过的事实,应当彰明而不该任其湮没的。这里拟就调查、研究所得,作一综述,无他,尊重历史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