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礼学思想的特色——以“濮议”论为中心

通过分析王夫之对礼学争议"濮议"的评述,可以看出王夫之的礼学思想既有突出"礼"的人性情感基础的一面,同时又不乏对礼学政治规范价值的充分认识,使其与宋儒礼学思想之间既呈现出差异性,又有一定的相似性,从而获得了巨大的活动空间。     

"水不润下"与北宋濮议

治平二年(1065)四月,宋英宗下诏议濮王礼,礼官拟定"皇伯考",多数士大夫予以认可,宰辅却主张"皇考",濮议由此展开。八月开封大雨,成为濮议的重要转折点。以台谏为主的士大夫借助"水不润下"的灾异理论,指出水灾是由濮议引发,并抨击宰辅的"皇考"主张。欧阳修否定水灾与濮议相关,认为英宗、宰辅并无过错,不会招致天谴。双方的对立解释,既是政治立场的不同,也有新旧思想的冲突。     

人情与礼制的冲突——濮议中的欧阳修

在北宋濮议之争中,欧阳修是中书省提供礼制依据并撰写奏章的关键人物。台谏派向他提出了两个关键问题：一是称濮王为皇考,将大宗降为小宗;二是太后称亲手诏应非太后本意。欧阳修从人性普遍情感和现实血缘关系的角度出发,认为理应称自己的生父为亲。他过于强调人情的普遍性,忽视了《仪礼·丧服》中所包含的天子尊服的宗法精神,以及英宗作为过继者身份继承帝统的特殊性。而太后转变立场,正缘于欧阳修以强硬的中书省态度,给她进呈《奏慈寿宫札子》。欧阳修虽然最终获胜,但濮议之争成为他内心挥之不去的阴影,给他带来极大的道德压力。     

欧阳修“尚书六曹,超转其五”探微

欧阳修在北宋治平、熙宁年间“尚书六曹,一岁之间,超转其五”,任职超常,这不仅反映出北宋元丰新官制变革之前欧阳修职务变迁的特点,也源于欧阳修的政治立场。欧阳修在嘉祐年间赞立英宗以及濮议之争中坚定支持英宗,使其官职不断升迁,但同时也使其遭受到巨大的政治和人身攻击,被迫乞求外任以全身远祸。英宗为避免出现台谏官员与中书官员争论不休、朝臣分化的局面,恩准欧阳修外任,却给予了额外恩遇。因此,“尚书六曹,超转其五”既是欧阳修政治荣宠的表现,也暗含着无限的政治隐忧。     

北宋礼学的转向——以濮议为中心

濮议是融礼仪、礼制、礼意、礼经为一体的礼学争议问题。从思想史角度考察其意义,可以获悉北宋儒学思想发展的新动向。司马光等人从维护皇权专制统治出发,强调"礼"具有的社会规范价值,以及对于维持尊卑等级结构的现实意义。欧阳修等人则从"礼"赖以存在的基础着手,彰显"礼"的人性本质,突出"礼"的内在精神实质与外在表现形式的相依关系。程颐从宇宙自然秩序入手,提出"天理"是"礼"的根本所在,坚守"礼"的伦常本位,对礼学融入理学的历史转变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