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边塞诗中的“盛唐精神”

诗歌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它是社会的现实生活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盛唐,频繁的战争、火热的生活,吸引了文人仕子的关注,开阔了视野,写下了昂扬壮美的边塞诗章。并且那种自信的、自豪的、开放的、开拓的、创造的、创业的“盛唐精神”,必然深刻影响着当时的许多诗人,并且直接体现到他们的诗作当中。     

"饮中八仙"的演化与李白为"翰林供奉"的时间问题

考索现存资料,知盛唐"饮中八仙"有两说:一无裴周南,一有裴周南,迄今仍没有为大家认同的解释。实际上,"饮中八仙"本来就不很固定,是盛唐俗传的结果,而人们乐道的长安会饮是不太可能的,李白开元、天宝间两入长安的史实也为"饮中八仙"的演化增一佐证。同时,"翰林供奉"与"翰林学士"分野于开元二十六年,及此年前后李白仍在长安为"翰林供奉"的史实表明:开元间李白确实到过长安,寓居时间在十年左右。准此,李白这段时间的作品就需要重新编年、重新研究,《新唐书.李白传》也需要修正。     

盛唐边塞诗的繁荣及内容再探

在盛唐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大量文人渴望到边塞建功立业,他们直接成为了边塞诗的新的创作主体,写下了许多关于边塞战争、边塞风光、边塞风俗的诗歌,创造了一个个新的审美对象,由此促成了盛唐时期边塞诗的空前繁荣。     

李白笔下的月

被诗圣杜甫誉为“口吐天上文”的诗仙李白，是中国盛唐时期诗坛上一位性情狂放、风度飘逸，开一代浪漫诗风，最能“倒笔写天”的天才诗人。其诗不但格调清新，雄奇豪迈，奔放多变，而且语言流转自然，音律和谐，深婉隐微，含蕴深广，极富积极浪漫主义色彩。在其现存的1044首诗歌中，直接或间接写月的不少，或抒情，或怀古，或怀乡，或思亲，或寄志……最著名的有《月下独酌》《峨眉山月歌》《关山月》和《把酒问月》等。     

论盛唐六言诗之“风趣”

六言诗作为一种特殊的诗歌形式，滥觞于先秦，发生于西汉，发展于东汉至魏晋南北朝，在盛唐时期出现了一个小高潮，一些著名的诗人如李白、杜甫、王维等皆创作了六言诗，而他们笔下的六言诗篇大多呈现出“风趣”的艺术风貌，即风神俊逸、趣味非凡，这与盛唐的社会气象以及这一阶段六言诗自身特点密切相关。这一艺术风貌对宋代及以后的六言诗题材范围与表现手法有着深远影响。     

李白、李颀诗中盛唐名士形象描写之比较

李白和李颀的诗歌刻画了典型的盛唐名士形象,这些形象既有前代名士的影子,亦有盛唐名士的独特风采。在艺术手法上,李白和李颀都吸收了魏晋风度品评人物的艺术,重视展现人物仪容、风度之美,形神兼备地刻画人物。在风格上,李颀采用史传笔法写人,故重写实;而李白重视主观抒情,故多写意。二者刻画的名士形象艺术上的异同有着深刻的时代和个人因素。     

唐玄宗开元时期择吏尚“清”与盛唐诗坛

唐玄宗开元时期择吏尚"清"。作为择吏标准的"清"衍生政治清风,政治清风又营造了审美风尚的"清",审美风尚的"清"进一步影响了盛唐诗风的清刚。盛唐诗的清刚风格发展了魏晋六朝的"清"而比之更积极进取,影响了大历诗风的"清"而比之更刚正。盛唐诗坛的清刚风格与开元鼎新、大唐盛世、三教共融的清明社会相互参证,有密切联系。     

浅谈盛唐诗人的文武选择道路

盛唐作为我国古代最鼎盛的时期,其综合国力达到了封建社会的顶峰,盛唐诗人也是在其宽松自由的环境下用他们高度的自信和热情呼喊着盛世之音。本文通过讨论盛唐诗人的文武选择道路,以此来说明盛唐社会对尚武精神的崇尚,并借此弘扬这种尚武精神对一个民族发展的重要影响。     

杜牧咏史诗思想内容初探

在唐代，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辉煌灿烂的阶段。整个文坛出现了百花盛开、全面繁荣的局面，各种文学体裁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其中诗歌最盛，犹以盛唐为最，可谓“盛唐气象”。但随着唐王朝土地兼并的加剧，社会矛盾又趋于激化，加之玄宗日渐昏庸，沉湎声色，任人失当，终于在八年“安史之乱”中一蹶不振，落得个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倾轧，政局急转直下，面对唐王朝由盛而衰的残酷现实，诗人的浪漫豪情再也找不着了，他们带着理想前途的无法实现、人生失意的痛苦和对光明的执着追求不得不对现实社会作一个深沉的反思。     

李商隐：湘波如泪色漻漻

李商隐（812-858）,唐代著名诗人,他和杜牧并称＂小李杜＂,与盛唐的＂李杜＂遥相辉映。李商隐是一位悲剧诗人,生活在动荡的晚唐,一生怀才不遇。他就像波涛汹涌的大海上的一叶扁舟,孤独而飘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