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曼殊诗画的禅佛色彩

因有以禅入诗、入画的传统,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为数众多的诗僧、画僧、诗画僧。文人墨客创作的“禅意诗”、“禅意画”与禅僧禅心外化的“禅诗”、“禅画”有本质上的区别。苏曼殊诗画带有明显的禅佛色彩,如其诗画里大量出现的禅佛名相以及带有“依我自悟”表征的“我”的形象第一人称代词,进一步强化了其现代禅僧的身份特征。     

唐五代敦煌诗僧群体研究

唐五代敦煌诗僧群体文学可分为陷蕃时期的沦陷区文学、张氏归义军政权时期的光复期文学和曹氏归义军政权时期的孤岛文学三个阶段。敦煌地区陷蕃以后，由于与中原的交往被阻隔，敦煌文学被迫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初步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学；张氏归义军时期，由于重新得到中原文学的补养，敦煌文学达到鼎盛；而到了曹氏归义军政权时期，敦煌与中原的联系被阻断，没有中原文化文学的滋养，敦煌文学也慢慢走向衰落。在敦煌文学的发展进程中，诗僧起到维系传统、导夫先路和创作主力军的作用。     

清初遗民诗僧之兴亡诗论略

甲申之变可以看作遗民诗僧们诗歌风格的一个转折点。国变前,为诗更多表现个人思绪,诗歌风格趋于清冷幽静、自然诙谐;国变后,注重将个人感受与国家兴亡、民族命运结合起来,善为兴亡之作。这类兴亡诗表现了广阔的历史内容和深沉的兴亡之感,风格慷慨悲凉,忧愤深广。     

禅诗与禅思——论僧诗的范围、分类及审美取向

僧人所作之诗即为僧诗,然其外延受作者、惯例、体式、内容等因素影响,变得十分复杂,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僧诗依据内容性质可分为世俗诗、劝诫诗、禅悦诗、颂古诗四类。与世俗文人诗相比,僧诗具有独特的审美取向,其质量好坏与作者的宗教修为程度有关,其诗风以平淡清空为主,其创作过程具有较强的主观性,表达方式也极为自由。二者大体分属于两大诗学系统。     

宋代湖南诗僧地域、宗派分布与存诗类型分析

通过数量统计与分析,可以从籍贯、寓寺、宗派、存诗等方面描述宋代湖南诗僧的基本态势。就地域分布而言,宋代湖南诗僧中寓湘诗僧远多于湘籍诗僧,且大多集中寓寺于潭州的长沙与衡山,籍贯与寓寺分布都极不平衡;在宗派方面,几乎所有可考诗僧皆为禅僧,且绝大多数属于临济宗;在诗歌类型方面,所存诗歌以佛门偈颂为主,真正的“文人诗”很有限,推衍至全宋,表明宋代诗僧虽有“士大夫化”倾向,但总体来说仍不离僧徒本位。     

唐代文士和诗僧的愤世嫉俗诗

唐代愤世嫉俗诗大致可分为普通文士和诗僧愤世嫉俗诗两类。文士多从政治制度层面揭露朝廷与世俗社会的弊端 ,抒发怀才不遇穷愁坎坷的悲愤 ,旨在批判社会发泄不满 ,以期改革政治。诗僧多取材世俗生活 ,感叹民众愚顽不化 ,批判社会风俗浇薄、世态炎凉 ,旨在劝世警世 ,以期民众弃恶向善皈依佛教。两者都不满现实 ,体现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正义感 ,充分反映了唐代诗人对恶与丑的痛恨否定 ,以及改变现实的执着愿望。艺术表现上 ,文士诗多以抒情叙事为主 ,有突出的主观情绪化倾向 ,风格多样 ,诗僧多以白描、叙述和议论为主 ,多冷眼旁观讥讽嘲弄 ,风格朴质流利 ;文士诗语言精炼工整 ,雅致丰富 ,诗僧则用白话口语 ,俚俗率直 ;两者既互为补充又相互影响。     

中晚唐苦吟格局中的僧诗

通过对中晚唐苦吟格局中的诗僧的探讨，指出在当时诗坛苦吟之风日盛的情况下，诗僧能融入时流，促进苦吟之风，将苦吟变成一种生命的需要，其创作行为本身就体现出诗僧诗歌创作的热力。     

“以茶代酒”诗话

在我国,"以茶代酒"历来被人们广为应用,并且称得上是一件文雅大方之事,也流传着不少"以茶代酒"的诗话。     

论贯休诗歌内容

贯休是唐末五代著名的诗僧,《全唐诗》存其诗十二卷,共计735首,数量之多仅次于齐己,可见贯休在唐代诗僧中的地位。作者在通读贯休诗歌的基础上,从六大方面对贯休的诗歌按其题材分类,旨在更好地了解僧贯休在诗坛上的卓越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