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问：从破碎到沉潜——赵树理小说的一种解读

赵树理的小说,表现了中国北方农村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的历史变迁,战争、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是文本的基本框架。但在历史的波涛和底层中,又隐含着一个广大的、复杂的民间社会和一种民间文化形态。作家坚定地站在民间立场,逼真而深刻地描绘了民间世界从破碎到沉潜的悲剧命运,从中也折射出赵树理从“辉煌”到“末路”的人生轨迹。     

论赵树理的农村题材小说

作为五四现实主义的重要支脉,赵树理的农村题材小说与20年代的“乡土小说”不同。在文艺大众化进程中,一方面,歌颂了新社会、新农村、新农民,另一方面,又从民族性格与民族文化层面剖析了中国农村、中国农民的历史沉疴。     

论赵树理小说中婆媳关系的民间叙事

婆媳关系是赵树理小说所涉及的女性解放问题中特别被关注的一个侧面。有关革命的、新政权的叙事话语使其小说具有了叙事的合法性 ;而他自觉的民间叙事立场又使其小说自溢出相悖于证“名”的叙事空间 ,呈现出真实的女性关系     

赵树理文学创作的点滴哲学思考

赵树理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优秀作家。他以农民作为文学创作的对象,对这一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主体予以深情的关注,开创了乡土气息浓郁的“山药蛋派”;他求真求实求是,使摹写与创造有机结合,就革命文艺怎样达到真善美的统一作出可贵的探索;他先做人而后作文,以公正无私、仗义执言的人格魅力,被农民朋友深深怀念。     

赵树理与《说说唱唱》杂志的始终——兼谈“旧文艺”现代化的途径与可能

由赵树理实际创办、负责的《说说唱唱》月刊是建国初年"新的人民的文艺"实践中独特的却又多遭物议的尝试。它负载着赵树理将乡村"旧文艺"合法化、现代化的雄心。"眼光向下"、转向下层阶级日常生活、推动说唱形式突入所谓"文艺界",构成了《说说唱唱》在重建"旧文艺"方面的主要努力。然而赵树理在两个层面上的问题为《说说唱唱》带来麻烦:一是他奉"旧文艺"为正宗的观念与实践冒犯了精英文学,二是他不明就里地被卷入文艺界的"周(扬)、丁(玲)之争"。最终在接连不断的批评与胡乔木、丁玲的压力下,赵树理事实上被迫退出《说说唱唱》,该刊逸出旧轨的"旧文艺"的现代化也陷入停顿。     

赵树理小说中的农民形象研究

赵树理以其对农村生活和农民心理的真切深入的理解以及从生活实际出发的现实主义艺术原则，塑造了新一代的农民形象。鲁迅式的原始、愚昧、麻木的农民形象被健康、硬朗的农民形象所取代，农民从被批判、被改造的对象转而成为革命的中心、纯洁人性的来源地。笔者就赵树理小说中的农民形象进行了简单的总结与分析。     

赵树理小说的语言特色分析

赵树理是著名的农民作家,他擅长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进行创作,其中有大量的民间口语,深受人民群众的欢迎。他的语言质朴,生动丰富,让他的作品极具特色。本文就赵树理小说的语言特色进行分析。     

论赵树理小说的乡村文化建构

赵树理具有自觉强烈的乡村文化服务意识,其小说始终以农民为服务对象,于特定时代的乡村文化中挖掘问题,最终通过农民对文学作品的有效阅读,试图建构一种新型的乡村文化形态。这是一种规范性文化,为乡村提供了一整套公共规则、乡规民约和道德标尺,从而使得乡村成为一个富有意义的社会场域。这正体现了赵树理对和谐的乡村政治文化的乐观性建构,也使得其小说创作对当下文学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产生重要的启示意义。     

论《李有才板话》中的农村政权问题及其文化成因

赵树理的小说《李有才板话》不仅展现了农村基层政权存在的严重问题,而且揭示了"问题"背后潜藏着的深刻文化原因."庙堂""村公所"与"老槐树"意象呈现出的是影响规训着农村政权秩序、文化秩序和农民生存状态及精神世界的深层文化因素.     

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三种样态小说——以丁玲、赵树理、孙犁为代表

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小说创作主要有三种样态:一是以丁玲为代表的五四传统的解构与重构;二是以赵树理为代表的民间传统的升华与超越;三是以孙犁为代表的古典传统的承继与现代化.他们以各自不同的艺术走向参与了解放区的文学建构,反映了解放区小说创作的基本面貌.但在政治意识、阶级立场、大众话语等时代要求规范下,三者却经历了不同的命运.在新的历史语境下从文学发展史的层面对其重新考察,他们在感应和记录时代、重审传统文化、再构民族艺术、以及把长期被"病魔化"的乡村与农民还原为本真状态等方面都做出了卓越贡献;但也存在着如弱化文学的批判精神、消解个体生命价值、缺少艺术上的引领性和超越性等明显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