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俊民、段氏二妙诗词文用韵考

金代山西人李俊民、段成己和段克己诗词文的用韵可归纳为18部,但同时也存在许多不同韵部之间的通叶现象。经过与宋代西北方音等的比较,并联系现代晋语进行分析,我们发现不少合韵应该就是金代晋语特点的反映。     

论鲜卑段部的源流和兴衰

段部出于东部鲜卑,其远祖为先秦时期的屠何,早期活动于徒河地区,北朝时段部与慕容部、乌桓又同称为徒何。段部的兴衰与晋末十六国时期的政局变化有着密切关系,段部与司马越、王浚结援,在司马越当政之时而走向强盛,随着司马越集团的败亡及临敌石赵、慕容燕的崛起而逐渐走向衰亡。同时,段部的兴衰也对晋末十六国政局产生了很大影响。     

有关元稹几个问题的新考订

中唐文坛元白并称，但对元稹的研究历来萧条得多，以致使一些基本问题长时期未得到解决，如所谓元稹初仕于河东或河中，其实是子虚乌有；所谓段氏志的不同“版本”意味着元稹品行低劣，其实不过是用“邻人偷斧”的眼光看问题的结果；所谓元稹拜相前后曾移居安仁里，其实是误信了《唐诗纪事》、《云溪友议》误合元稹与元载为一人的记载；所谓元稹《除夜酬乐天》作于长庆三年，其实应作于大和二年；所谓《酬乐天待漏入阁见赠》作于长庆元年十月后，其实应作于十月前。澄清事实真相，将有助于促进元稹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论戴震对清代校勘学的引领

戴震深明音之流变有古今的道理,在考古和审音的基础上,精研古音系统、发明语转规律,并将之运用于校勘。经其弟子段玉裁、王氏父子的发扬光大,以古音为钤键的校勘方法成为清代校勘的一大特色。戴震发凡起例,开始随文总结义例、误例,指导后学。义例、误例总结虽有后出转精之势,陈垣《校勘学释例》标志着清代校勘学体系的形成,但就其研究思路而言无不取法于戴震。戴震崇尚古本但不盲从,他凭借自己坚实的小学和文献功底,大胆改正古书讹误,形成定本刊行于世。段玉裁、王氏父子等步其师之武,最终形成了与以卢文弨为代表的对校派相抗衡的理校派。戴震对清代校勘学的形成具有筚路蓝缕之功。     

《说文解字注》所引方言材料考论

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简称《段注》）中引用的文献方言和清代活方言十分丰富。这些材料既是我们方言研究和汉语史研究宝贵的语料,也有助于我们了解段氏的一些语言学观点和语言研究的方法。     

民间文艺学的开路先锋——《民间文艺与立体思维——兼及艺术规律的探索》读后

段宝林先生是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开路先锋,在民间文艺学、民俗学和文艺理论等方面的研究多有创见和理论创新。他的文集《民间文艺与立体思维——兼及艺术规律的探索》,主要收集了他数十年研究的代表作品,体现了他的研究成果,值得十分重视。     

汉代短书:先秦两汉小说概念的联结点

小说在先秦时期只是一个普通的词语概念,发展至两汉时期则变成了目录学上的分类概念。汉代短书在这一重大的转变过程中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短书本是客观的文字载体,但在汉代儒家文化环境中,它又与尊贵的"长书"相对,具有类似于先秦小说的文化含义,因此,汉代短书能够使先秦小说一词中所蕴含的文化意义与小说的物质载体联结起来。这种联结在经典目录学著作《汉志》小说家类目中得到固定,从而完成中国早期小说概念的重大转变。     

段注古今字理论的历史贡献

古今字指的是同一个词的、通行时代有古今之别的不同书写形式。这一现象历来受到训诂学家和文字学家的关注。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全面而系统地论述了古今字问题,他所提出的一系列古今字理论,如古今字是古今人用字不同、古今字非古籀篆隶之别、古今字的古和今是相对而言的等等,在当时来说是十分卓越的。肯定段注古今字理论的历史贡献,指出其某些不足之处,可以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     

段祺瑞与张勋复辟关系再探讨

关于段祺瑞与张勋复辟的史料，矛盾之处颇多。经过对相关史料的梳理，不难发现：段祺瑞并没有支持张勋复辟的意图，只是由于在驱逐黎元洪和取消国会的问题上与张勋态度一致，客观上助长了张勋复辟的野心；但段祺瑞作为反对张勋复辟的一面旗帜，其作用毋庸置疑。     

文学、文字学、哲学札记各一则

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广泛而充分地接受了前贤的多元影响,其最后五句的渊源前贤没有提及,实脱胎于寇准《阳关引》词。在秦汉,“隶”与“吏”是两种人,是对立的两面。“隶”必须从事各种劳役,“卒”的任务是“戍”。段玉裁为《说文解字·叙》作注时将“发隶卒,兴役戍”更改为“发吏卒,兴戍役”,有误。由于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都是有限的,对某些古代汉语音韵问题的研究受制于材料的局限而诸说纷出,孰是孰非难定,这也是一个存在于古代历史文化研究中的普遍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