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汉互译中的音义对应及其可译性限度

声音、节奏等具有伴随意义,有时是对语言本身意义的补充.在翻译时力求音义对应是实现等效翻译的一种重要手段.当然,英汉语音在结构、功能和表达方式上的差异也使音义对应有一定的限度.     

关于元散曲文学教学定位的尝试和思考

本文针对当前出版的几部有影响的《中国文学史》将元散曲置于元杂剧章节后,又无视散曲、杂剧的音乐特征及其知识的做法,有意在教学中将元散曲移置元杂剧前,使其前后相承,并对其音乐属性——宫调曲牌、声韵等有关知识作了简明比较介绍,从而更全面的认识和把握了散曲性质,又使杂剧提前介入曲学知识,收到省时简明的教学效果。     

论谢榛的诗歌语言观

谢榛在他长期的诗歌理论研究和诗歌创作实践中 ,拟古而不泥古 ,重视语言的整体效果 ,反对使用生僻字、粗俗字 ,重视同义词的选用 ,注意“实字”和“虚字”的比例 ;他将音韵分为“平易”、“粗俗”和“艰险”三类 ,指出利弊 ,分析了四声“抑”、“扬”在诗中的作用     

隋唐音义反切研究的观念与方法之检讨

上世纪隋唐音义反切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 ,但研究的方法与观念有必要重新检讨。本文认为音义反切传承自正音 ,不以某地方音为取音标准 ,讨论了以《广韵》为参照系的利弊 ,强调要注重对特殊反切的研究 ,只有这些特殊反切才透露出作者的方音信息     

从换韵看王令《梦蝗》诗的情绪变化

换韵与情绪宣泄关系十分密切,从王令《梦蝗》诗可以明显看到这一点。从《梦蝗》诗的换韵中人们可以有效地把握王令诗的情绪节奏变化特征,真正理解作为"蓄含悲愤"而又"笔力恣肆"诗人的情绪结构本质。     

韵律与中国诗歌繁荣的相关度分析

考察韵律的发展和中国诗歌在不同时代的繁荣情况,比较可以发现,中国诗歌的繁荣与韵律的发达程度是同步的,诗韵越发达、越精致,甚至越严格,中国诗歌越繁盛,表明韵律对中国诗歌有着非常积极的推动和贡献。3000年来从来没有一个时期,在无韵或韵律水平极低的情况下,中国诗歌获得过引人注目的繁盛,也没有一首无韵诗成为经典诗篇。因而,韵律虽然不是诗歌繁荣的充分条件,因为诗歌繁荣还与时代环境、内涵等要素密切相关,但由于韵律是诗歌外在形式的本质特性,显然是诗歌繁荣的必要条件。如果作一个延伸,可以认为,韵律也是诗之为诗的必要条件,任何完全不具备诗律的文字,不管如何排列,作为诗歌的理由都是不充分的,尽管仅仅有诗韵是不够的。     

不应忽视无韵诗的价值--与张中宇先生商榷

韵律在中国传统诗歌中具有重要的诗学价值,但这种价值在现代诗歌中却出现了变化,韵律不再是诗之为诗的必要条件.无韵诗、散文诗创作出现了如艾青<大堰河,我的保姆>等大批优秀作品,国外如惠特曼、艾略特、波德莱尔、纪伯伦等也是公认的巨匠.本文针对张中宇关于韵律与中国诗歌繁荣的对应关系的观点进行了分析,并对中国新诗中的韵律与诗歌繁荣的关系进行了讨论.     

花蕊夫人诗歌用韵考

花蕊夫人是五代著名女诗人,善写宫词,其诗歌用韵,可归纳系联出十八个韵部,基本合于王力先生考证的晚唐-五代音系,其诗歌用韵规整,偶有出韵,多借韵,亦有些许特殊韵字。     

李俊民、段氏二妙诗词文用韵考

金代山西人李俊民、段成己和段克己诗词文的用韵可归纳为18部,但同时也存在许多不同韵部之间的通叶现象。经过与宋代西北方音等的比较,并联系现代晋语进行分析,我们发现不少合韵应该就是金代晋语特点的反映。     

论清代词韵与旧词用韵的深层差异——以《碎金词韵》与“《碎金》二谱”为例

清代词韵编订以归纳旧词用韵为主要方法,成果丰硕,但无与旧词用韵实际情况尽合者,其根本原因在于清代词韵与旧词用韵之间有着深层次的差异：一是二者诉求不同。旧词用韵追求合乐,选韵多以时音、方音为据,且演唱中“腔调”的特点弱化了字调的区别;而清代词韵编订基于制定统一规范的诉求,编韵更强调规则和韵部的系统性。二是依据不同。客观归纳旧词用韵,得基于穷尽性的旧词载体;而编订词韵,在旧词的使用上不可能做到穷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