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七角楼》神秘性的解读

《七角楼》是美国作家霍桑继《红字》之后发表的又一部重要作品。在该作品中,作者将曲折离奇的情节结构与富于象征意味的描写相互交织在一起,使小说表现出强烈的神秘性。     

《伙计》的现征艺术

象征是马拉默德惯用的手法之一 ,也是构成其代表作《伙计》艺术成就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这部作品中 ,马拉默德将象征应用于结构、情节、背景三个方面 ,使其在人物塑造、气氛营造、主题揭示及作品意义的深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从结构象征、情节象征、背景象征三个方面探讨了《伙计》高超的象征艺术     

《蝇王》的象征意蕴及艺术特色

戈尔丁寓言体小说《蝇王》构拟了一整套象征体系,不但人物有象征意蕴,所写的事物大多也有象征意蕴。象征意蕴是多义的,有时彼此相反。由于喻体和本体的相似点和关联点或源于西方传统文化,或源于事物的普通联系,并且作者循着孩子们在荒岛上的故事情节有机设置喻体,因此自然流畅,毫无雕琢痕迹。     

略论韦应物诗歌的艺术渊源

韦应物与陶渊明并称“陶韦”,学陶是韦诗的基本方面。除此以外,韦应物还很注意学习《古诗十九首》、“大小谢”以及其他汉魏以至晋宋齐梁的诗人,形成了其诗歌“源出于陶”,融汇诸家的艺术风貌,取得了自创新格的成就,颇有自己的特色。     

从呐喊到流言--鲁迅与张爱玲相同点之比较

鲁迅和张爱玲分别是主流文学和非主流文学的代表,他们之间存在着某些共同之处。二者在现代文学史上都被无情地扭曲了,一个是“红色经典”,现代文学的奠基人,被误读的大师;一个是个人主义的“靡靡之音”,长期被排斥在文学史之外。二者对人性的弱点都有深刻的了解和体会,在探讨现代人的生存处境时表现出深刻的悲剧精神。此外他们的创作都显示出相当成熟的象征印象主义与写实主义相调和的审美追求。     

回望百年——论中国新诗的历史经验

晚清诗界革命主张以新意境和新语句入诗,但又不能摆脱和突破旧诗格调,诗界革命未能成功。中国新诗的创立,不能无视或绕过近代诗歌改良运动的主张和实践。近代诗界革命是“五四”新诗革命的先驱,它是中国新诗运动的前奏。鸦片战争以来的社会危机,是中国新诗产生的巨大背景,新诗运动的目的、方向及价值取向均取决于此。对新诗社会功利的超常重视,是新诗发展过程中诸多矛盾的症结所在。内容与形式、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格律与自由,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新诗。     

行走中的苔丝

本文从象征主义和运动与静止的关系角度分析诠释了《德伯家的苔丝》的各次重要旅程的含义，揭示了苔丝的行走和运动的深层意味。苔丝的行走和运动在整篇小说的结构安排和情节发展上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贯穿了她的一生，象征着她各个时期人生经历，也反映了她性格和心理成熟的过程，她怎样从一个天真无瑕的少女演变成一位历经人世沧桑的成熟少妇。随着苔丝在不同时期行走到不同地方，她遭遇了不同的命运，这样苔丝的一生交织着悲伤、痛苦、绝望并掺杂有少许欢乐。     

不应忽视无韵诗的价值--与张中宇先生商榷

韵律在中国传统诗歌中具有重要的诗学价值,但这种价值在现代诗歌中却出现了变化,韵律不再是诗之为诗的必要条件.无韵诗、散文诗创作出现了如艾青<大堰河,我的保姆>等大批优秀作品,国外如惠特曼、艾略特、波德莱尔、纪伯伦等也是公认的巨匠.本文针对张中宇关于韵律与中国诗歌繁荣的对应关系的观点进行了分析,并对中国新诗中的韵律与诗歌繁荣的关系进行了讨论.     

本土诗歌经验对于戴望舒象征主义接受的影响

对外来文学的接受 ,是中国文学进入现代之后产生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话题。戴望舒的象征主义接受立足于中国本土已有的诗歌经验 ,既积极调动了诗人主体的旧诗积淀 ,又充分考虑了新诗发展的实际需求。努力使接受成为一种主动的对话而非被动的倾听 ,显示出了鲜明的主观性、主动性和本土性特征。在中国文学进一步世界化的时候 ,他的做法 ,对于中国新诗的建设是一种有益的启示。     

The writer as the people's therapist: Der Nister's last decade, 1939–49

ABSTRACT

World War II and the Holocaust caused profound changes in the style and themes of Der Nister's writing. He reevaluated his symbolist legacy and emerged as one of the most powerful and tragic voices in Soviet Yiddish literature. His transformation from a respected but marginal literary figure into a self-styled national leader became complete with his adventurous journey to the Jewish Autonomous Region of Birobidzhan in the Soviet Far East, which he envisioned as a site of new Jewish revival. His illusions were crushed by his arrest in 1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