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致意性”看赠、送、和、答类诗歌的实用性——以六朝唐代诗歌为例

中国古代的赠、和、答、送类诗歌表现出来的却是浓浓的"致意性".这"致意性"由这类诗题表现的创作主体与特定接受对象的目的关系和诗歌的具体内容而构成.它作用于接受对象的行为,即通过向特定接受对象表示某种意愿而作用于特殊的接受对象,如让去做什么或不做什么,使特定接受对象认识到应该怎样,不能怎样,或使特定接受对象产生某种情态.因而,这类诗歌的创作,原本不是为着"文学",而是为着沟通人际关系,往往带有浓厚的"理念"色彩,"致意性"实为它实用本质的表现.     

百国“春秋”对西周叙事散文叙事功能、体式的拓展

《尚书》大多有一个叙事框架,但它和西周铜器铭文一样,是西周史官强化天子的权威和铭功的记事功能的实践.这种强化导致了叙事细化和言、事相兼的具有文书性质的叙事散文体式的产生.春秋时礼崩乐坏,史官的职责更多转向了“守典奉法”,即借历史著述和对君臣违礼犯法的记载来规范当时的君臣行为.适应着这一职能的转变,春秋时期的百国“春秋”在叙事功能上也由西周时期的强化天子的权威和铭功转向了“守典奉法”,并由此导致了西周重在记载礼乐仪式的文书式记事向记载事件发展过程和重视文采的历史著述的转变. .     

从《诗经》的"兴"看"兴"的起源--兼评"兴"起源于原始宗教说

本文认为<诗经>中的"兴"和引起的所咏之词并不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起"兴"的并非某种单一的"它物".而是由多个意象结合而构成的某种场景或情景,而原始宗教崇拜对象都是单一的动物、植物.<诗经>用作起兴的"它物"基本上都是原始人类采集、渔猎生活的对象,与原始人类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因而,"兴"起源于原始人类的采集、渔猎生活,与原始宗教没有必然的联系.     

执业资格考试及格线确定的方法探讨

执业资格考试规模不断扩大,对于目前执业资格考试及格线的确定方法,各方颇有异议,为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依据教育测量学与统计学的理论和做法,结合执业资格的资质要求,遵循客观性,给出一种确定执业资格考试及格线的方法。     

论结果加重犯的共同正犯

我国刑法中的结果加重犯是基本犯罪的故意犯与加重结果的故意犯或基本犯罪的故意犯与加重结果的过失犯的复合形态。结合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只能肯定加重结果为故意形态的结果加重犯可以成立共同正犯，而否定加重结果为过失形态的结果加重犯的共同正犯的成立。二人以上共同故意实行某种具体犯罪，由于其中一人或数人的行为导致了较重的结果时，对于加重结果的发生具有过失的其他实行行为人，也应当承担其刑事责任。     

厚生与元康文学的词采繁富

元康时期,讲求辞藻的繁富、英华膏泽成为文学创作的潮流,这与文学的自觉和元康文人的逞才不无关系,但也不能忽视那个时代由个体生命的觉醒而带来的追求感性生命价值的风尚的影响.     

谈科学发现的非理性因素

我这里所说的,是科学发现中的想象、好奇、直觉、假设、梦等现象。因为它们大多不带逻辑和理性,而是与形象思维和潜意识等有着极紧密的关系,故称之为非理性因素。 在科学创造和发明中,非理性因素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而靠纯理性和抽象推理摘到科学创造和发明果实的却寥寥无几。因而,许多科学家在谈到创造和发明时,都非常注重思维中的非理性因素。爱因斯坦说:     

从文论与书论互动视角看《文心雕龙·练字》篇

《文心雕龙·练字》篇既是对文章作法理论的论述,又涉及了文章书写具体技巧,在文学艺术史上极为可贵。《练字》篇中述及文字的产生、发展、六书之结构、书体之演变、汉律之法规等一系列问题,保存了我国早期关于文字理论的研究成果,为我们今天探讨、研究古代文字以及书体的发展演变过程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资源。而文化作为书法的根基和土壤,其重要性日渐凸显,因此从古代文学理论中汲取营养并指导书法实践是可行之路。《文心雕龙·练字》篇及其他相关篇章所涉及到的批评方法和理论范畴对当代书法的价值和意义亦在于此。     

大型基础设施项目融资风险动态评价体系研究

提出以“融资风险阶段划分-分担-评价”为主线的融资风险评价体系。基于“新两阶段论”把融资风险划分为缔约阶段融资风险和履约阶段融资风险;针对划分后的融资风险,构建灰色关联度和TOPSIS法相结合的分担模型;利用遗传算法优化支持向量机,在融资风险分担完成后,对融资风险展开评价;以青岛胶州湾海底隧道为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该评价体系实现了“动态性”“针对性”和“准确性”,是科学合理的,可以为大型基础设施项目中各利益攸关方及时准确地掌握各自的融资风险状况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