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人力资本流失与经济安全分析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本文认为,在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我国出现的人力资本大量流失现象同样对国家的经济安全构成威胁。因此,研究经济安全问题,还应高度重视人力资本安全问题。论文首先评估了我国当前人力资本的流失状况,接着重点分析了人力资本流失给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带来的种种负面效应,最后提出我国政府应尽快建立人力资本安全保障体系。     

《洛阳伽蓝记》对先秦两汉史传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洛阳伽蓝记>人物传记扩展了传统地记人物志的容量,全书涉及人物众多,几乎可以构成一幅北魏社会众生图,反映了北魏王朝兴衰的历史.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作者将人物形象置于北朝深广的政治、历史、文化背景之下,综合运用先秦以来史传文学多种艺术表现手法,并通过典型事例展现人物独特文化气质,在人物形象塑造中呈现出自己的政治理想与文化信念;在"正文子注"体例下创造性地运用<史记>人物"互见法"安排传记情节,使人物形象更加真实、丰满;最为难能可贵的是,作者于史传叙事的活泼灵动之中,凸现出史家的春秋大义与批判精神.     

哈萨克斯坦留学生汉字学习策略的个案研究

通过对一个初级阶段中亚留学生汉字学习策略的分阶段考察,研究其汉字学习过程中学习策略在不同阶段的应用,结果显示：汉字书写量对汉字的掌握有重要影响;随着汉字学习的进展学生会无意识选择不同的学习策略;学习策略的选择对学习效果有明显影响。教学者应有意识引导或调动学习者使用高效的学习策略将有利于实现教学效果的最优化。     

记者采访提问要遵守基本的交际礼仪原则

本文基于真实案例分析,从现代交际礼仪视角提出新闻记者在采访提问过程中,应当遵守尊重、宽容、适度等基本的交际礼仪原则,让采访提问实现效益最大化。     

上海现代都市农业的内涵与路径创新

上海现代农业是社会经济发展到较高水平时,在整个城市区域范围形成的依托并服务于城市、促进城乡和谐发展、功能多样、业态丰富、产业融合的农业综合体系,是城市经济和城市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上海建设现代农业的核心是高效生态农业,高效是农业作为城市一种产业的立足之本,生态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保障.     

语法化理论对反意疑问句的阐释力

反意疑问句是经常出现在口语中的一种语言结构,它承载着某种特定的语用功能,即说话者对前面所述的事情要求确认。本文从句法上和与语用上探讨了反意疑问句的特征,及反意疑问句在形式和语用功能方面的语法化特点。作者认为认知语言学尤其是语法化理论是阐释反意疑问句的最佳理论框架。     

论合伙的第三民事主体资格

关于合伙的法律地位之争由来已久,学者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合伙是否符合传统的民事主体的建构。作者认为,是否确立合伙的法律资格取决于其契机是否已经出现。为澄清合伙的法律地位,我们首先考察了民事主体的历史逻辑,以为合伙法律上的“正名”提供法理依据;其次讨论了合伙的发展过程,表明目前组织体形态的合伙在经济生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最后通过对合伙的实体性进行法律分析,指出合伙是与自然人、法人不同的一种社会存在形态,确认其第三民事主体资格是必然的。     

离婚案件中涉及未成年子女抚养权归属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以南京市六家基层法院四年(2011-2014年)离婚纠纷案件判决书为样本

通过对南京市六家基层人民法院四年(2011-2014年)的离婚纠纷案件判决书为样本的实证调查研究发现,离婚案件中有关未成年子女抚养权归属的司法解释存在未成年子女年龄段划分不科学、缺乏对发现父母双方均有对未成年子女抚养不利因素时的处理规定和对轮流抚养的前提规定较为抽象的问题;审判实务上存在片面考虑子女现状、未成年人最佳利益原则体现不够和简单拆分多子女抚养权归属的现象.因此建议重新划分需考量的未成年人的年龄段,明确规定不应当判决抚养权归属给不利方的情形并删除隔代抚养的考量因素,修改轮流抚养的前提条件,倡导多子女抚养权归属一方抚养的审判理念.     

论送别诗创作的模式化倾向——以岑参送别诗为个案

我国古代有"饯别必赋诗"的送别传统。到了唐代,送别诗的交际功能逐渐加强,已不仅仅限于"传情言志",而使其充分发挥了"可以群"的社会交往功能。在集体创作的场合下,为了应酬的需要,文士们必须储存一套可供临时发挥、及时套用的模式。岑参的送别诗正具此特点。他的探题分韵所赋之作,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形成了模式化倾向。在形式上,表现为"三部式"、"两部式"。内容上,在语言、意象、描写场景等方面都有一定类型化表现。可见,送别诗的模式化倾向在初盛唐已初露端倪,这为中晚唐送别诗创作走向模式化奠定了基础。     

唐代女冠的创作及其对唐代文学的影响

女冠是唐代一个特殊的女性群体,她们的生活、思想与传统闺阁女性大不相同,她们的地位较之世俗女性有所改善,可以以独立人的身份(如作为道师、道观主持人)接人待物,应酬世事,其生活的自由度较之传统女性高。女冠特殊的生活使她们广泛自由地与文人名士交往,一起宴饮、集会、郊游、酬唱,唐代文人的文才风流、浪漫情趣大大触发了她们的创作热情。作为创作主体,女冠们不仅写出了别具特色的赠答诗,而且也写出了不同于传统特色的爱情诗。同时,特殊的地位、频繁的社交,形成了女冠见多识广的人生阅历、与众不同的心理框架和洒脱旷达的思维方式,这使女冠们对世态人情、爱情婚姻、社会人生的体验和感悟较之世俗女性更深刻,表现出一种超越时代的女性意识,为唐代文学添写了绚丽的一笔。作为创作客体,女冠的身份行为也影响了男性文人的小说创作,使他们改变了以往对女性形象的塑造传统,为唐代文学增添了丰富的内容。女冠的创作在唐代文学中应占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