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扶贫政策效果评估——收入、消费、生活改善和外出务工

2014年以来我国开始大规模实施精准扶贫战略，科学估计该政策对我国贫困人口的影响至关重要。本文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年和2016年两期数据，以贫困线为断点，研究了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村贫困人口在家庭纯收入、转移支付收入、家庭人均消费、生活改善和外出务工等方面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精准扶贫政策显著提高了贫困户家庭的纯收入和转移支付收入水平，降低了人均消费支出和外出务工比例。进一步的研究显示，健康状况更好的贫困人口受到的政策影响更大，表明精准扶贫的政策影响具有异质性。这也提醒政策制定者在制定精准扶贫政策时要对因病致贫家庭予以特别关注。     

地摊摆在哪儿？治理现代化的一道考题

划定区域、划定时间，发放登记卡，让80万小贩有了合法经营的“资格证”……广东近期试水“地摊合法化”，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社区自治水平与居民自治意识关系分析——以石家庄市为例

经过石家庄市社区自治水平与社区居民自治意识指标的建立、比重确定,得出了石家庄市社区居民自治意识与社区自治水平的关联度。通过关联度的分析,确定了石家庄市社区居民自治意识与社区自治水平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社区居民自治意识的提高可以促进社区自治水平的提高。最后,提出一些通过提高社区居民自治意识和完善社区自治组织网络、提高石家庄市社区自治水平的措施和建议。     

从驻藏大臣制度看清朝对西藏的统治政策

驻藏大臣是清朝总理西藏一切事务的最高行政长官。驻藏大臣从最初设立到最终形成稳定的制度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也可以说是清朝对西藏统治政策的一个"法制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清朝政府制定了较为全面、完善的治藏法令。这些法令的颁布和实施对维护当时国家的统一,促进西藏地方的稳定与发展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文就从驻藏大臣制度的建立及其完善的过程出发,分析清朝政府在这一过程中相继颁行一系列治藏法令的内容及其发挥的作用,以期对当前我国民族政策和法律的制定提供一些借鉴。     

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关联程度与波及效果分析——基于投入产出方法

文化创意产业居于产业链的高端,具有联动效应强、附加值高的特点.为定量分析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前后向关联程度以及波及效果,将中国投入产出延长表整合成124× 124部门的投入产出表,通过计算文化创意产业的消耗系数、分配系数、中间需求率、中间投入率、影响力系数、感应度系数,分析文化创意产业与国民经济其他关联产业的比例关系,结果显示：文化创意产业是最终需求基础型产业,对其他产业具有强劲的拉动作用,但推动作用还不显著.     

农业生产者体面劳动水平及其影响因素——基于株洲石羊塘镇的567份调查问卷

体面劳动的重点在于体力劳动者特别是农业生产者劳动的体面化。基于株洲石羊塘镇567份调查问卷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农业生产者的体面劳动水平还有待提升。文化程度、党员身份、年龄和劳动技能水平维度是影响农业生产者体面劳动客观水平的主要因素。年龄和经济收入与生活质量维度是影响农业生产者体面劳动主观认同水平的主要因素。等级参数对其体面劳动客观水平与主观认同水平有重要影响,年龄分层理论得到了进一步验证。提升经济收入与生活质量是当前农业生产者的主要诉求。提高体面劳动水平最有效的切入点是增加农业生产者收入;对弱势群体给予特殊关怀;着力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与环境,完善农业劳动保障体系,积极创建有效的沟通对话机制。     

政治领导层对党的执政方式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在不同时期特点不同。政治领导层的执政理念、权威、政治文化传统、知识结构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有着重要影响。加强对此的研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两系杂种小麦绵杂1号高产栽培技术初步研究

采用五元二次回归正交旋转组合设计 ,研究了播期、密度、施N、P、K量对两系杂种小麦绵杂 1号 (原代号MS1)产量的影响。结果表明 ,施N量、播期与密度是影响绵杂 1号产量的主要因素 ,播期对绵杂 1号产量的影响尤其突出。播期与密度的互作也显著地影响着绵杂 1号产量。适当迟播与降低播种量有利于绵杂 1号产量的提高。同时得到了绵杂 1号高产的具体栽培技术措施     

推进长沙商贸流通管理体制创新的路径选择

随着社会的发展,商贸流通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日益凸现,要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解决好流通问题最重要.推动商贸流通现代化,关键是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不断进行改革创新.本文系统分析了长沙商贸流通管理体制改革的成绩与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进一步改造长沙市商贸流通管理体制创新的若干新对策.     

新媒体时代高校网络舆情的研判及应对策略

微博、BBS、博客等新媒体逐步走上台面,其影响已经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新媒体具有交互性、分众性、引导性和非线性传播等特点和优势,逐渐成为追求个性和思想自由的大学生的生活主题。在新媒体时代,各种社会敏感问题都能通过新媒体迅速进入高校,吸引学生,这对高校网络舆情应对提出更高层次的要求。在此挑战下,高校应加强网络舆情引导,塑造良好的高校网络舆情氛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高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