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学习循环理论在社工服务中的运用

文章介绍了目前在社会工作服务中广泛应用的体验式工作方法—经验学习循环法,并且从具体经验—反思性观察—抽象概念化—主动实践过程中就专业社会工作价值观、预估服务对象需求、设置活动目标、注重方案设计等方面如何应用该方法开展社工服务进行反思。     

平台服务和物流服务对网络商家信心的影响——商家信誉的调节作用

在电子商务平台中,商家日常经营所需的服务与传统零售业有所不同,主要包括平台服务和物流服务两种。商家信心决定着平台的生存发展,但尚未有文献从信心视角对平台服务和物流服务展开研究。本文使用3995位淘宝店铺经营者的调查数据,建立次序回归模型分析发现:平台服务和物流服务都对商家信心有正向影响;商家信誉具有调节作用,随着信誉等级的提高,平台服务对商家信心的影响逐渐增强;而信誉等级较低的商家信心更容易受物流服务影响。     

基于大数据的智慧公共决策特征研究

当今世界,环境日趋多变,经济社会问题日益复杂,各国公共管理面临极大的风险和挑战,仅凭传统的决策模式已无法有效应对日趋复杂的社会问题和时代挑战,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为智慧公共决策范式的出现提供了条件。智慧公共决策以大数据为基础,利用新一代数据分析技术与方法,在复杂的环境和海量的数据中,解释数据之间及数据与环境之间的广泛联系,准确了解过去、把握现在、预测未来,实时连续地为决策的制定提供支持。从本质上讲,智慧公共决策是以大数据驱动为核心,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支撑,以公共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具有全面感知、客观透明、实时连续、自主预置和多元共治等特征的一种全新的公共决策模式。     

山东问题与恢复主权外交

一、前言中国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与战后国际秩序重建为契机,开始展开旨在恢复主权的外交活动。而山东问题,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为中国外交上的一个重大悬案。有关山东问题的谈判也成为中国收回主权斗争中的典型事例。但在山东问题上,以往的研究对中国政府（北京政府）的评价都相当低。它往往作为“五四”运动的打倒对象或委身于列强间斗争的傀儡,被描写为相当被动的一个历史“客体”,同时被给予“军阀政府”、“卖国政府”以及“封建政府”等否定评价。例如,俞辛停在其1979年的论文中认为,中国和会外交失败,“使中国人民进一步认…     

基于中高职一体化人才培养的职业能力标准构建——以浙江省工程造价专业为例

为推动一体化人才培养,以浙江省中高职一体化课程改革为契机,通过“调研—策划—选择—梳理—界定—优化—论证”七个阶段,采用“工作领域—工作模块—工作任务—职业能力—学习水平”的“五步”逐层推进分析法,构建浙江省工程造价专业中高职一体化职业能力标准。     

基于公司治理的国有企业制度体系建设研究

加强中国特色国有企业现代公司治理和制度建设是党的二十大针对深化国资国企改革部署的重要任务,也是贯彻全面依法治国理念,推进企业法治建设的关键环节。公司治理与制度建设之间存在重要关联,从公司治理的视角研究当前国有企业在制度体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对我国国有企业完善公司制度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文章首先概述公司治理与制度体系建设的相关内容,其次分析国有企业制度体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几点公司治理视角下国有企业制度体系优化建议,以供参考。     

制度安排、社会排斥与城市常住人口的居住分异——以武汉市为例的实证研究

在我国加速城市化进程中 ,非正式迁移的农村人口已经在城市工作、定居 ,成为城市常住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 ,并具有长期定居倾向。我国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依然存在。转型阶段的制度安排导致了劳动力市场、住宅市场、城市政治和社会文化环境等对非正式迁移的农村人口的社会排斥 ,并导致非正式迁移的农村人口边缘化 ,成为弱势群体。社会排斥通过住房表现出来 ,导致非户籍迁移人口与市民的居住分异。通过武汉市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实证研究表明 ,与市民相比 ,非正式迁移的农村人口住宅的数量少 ,质量差 ,产权情况不同 ,存在空间隔离和社会分异 ,证明了社会排斥的客观性。我国应进行与城乡统一的户籍制度相应的制度创新 ,平等对待非正式迁移的农村人口 ,将其融入市民社会 ;住房政策应在社会公平与市场效率的结合中发挥作用。     

上海大型居住社区居民自治研究——以松江新凯家园社区为例

我国城市社区居民自治是城市居民当家作主,推动城市社区建设的内在要求。根据上海郊区大型居住社区居民自治的现状和特殊情况,当前,要在引导居民参与社区事务,提升社区自治组织治理能力的同时,加强各类社区组织的建设,继续加深社区居民的社区认同,促进社区融合,从而更好地推动社区自治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     

华盛顿会议前后天津商会活动之考察

1921年末的华盛顿会议,引发了全国各地声势浩大的民众运动。天津商会领导广大津埠民众,进行了一系列活动:主持赴美天津国民代表的选派工作,并积极为其募捐各项费用;反对中日直接交涉山东问题,要求取消“二十一条”,收回山东主权;开展“筹款赎路”运动,推动胶济铁路的收回;发动“抵制日货”运动,打击日本在华的经济利益。在上述活动中,天津商会自主进入非官方“公域”,通过合法渠道阐释自身意愿,对政府的外交活动构成了制衡与支持的态势。而此时,北京政府亦为民众运动创造了较宽松的活动空间。这样社会和国家之间就构建了一种双向良性的互动关系。社会和国家形成的强大合力,最终促成政府外交在一定程度上取得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