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前期川西北“族姓”、边政与宗教关系

［摘要］大姓与小姓的“族姓”之别是明代史家区分川西北族群的主要方式之一，也是影响明代前期川西北政教格局的潜在因素。受“族姓”的族群归属约束，明代前期川西北番人内部的本土政治表现为大姓与小姓的合纵与纷争，并对川西北的政局演变与族群分布产生了一定影响，这种影响也渗透到川西北宗教信仰领域。明代川西北宗教格局的主要特点是“道教”与“僧教”的并存与交融。汉文文献记载的“道教”与苯教关系密切，有别于“僧教”，两者的差异性在不同“族姓”的族群与政治纷争中被有意突显出来。宗教信仰虽然具有跨“族姓”的影响力，却并不是大小“族姓”区分的真正依据。     

封闭中的变迁:近代四川木里的租佃制与族群关系

地处川滇交界地带的木里由于独特的历史、地理与人文环境,在近代一度处于封闭的状态中,这与现今其境内族群、文化的多元特征形成鲜明反差.考察近代木里族群构成演变的历程,会发现木里众多族群汇集、杂处的分布格局与历史上频繁的族群迁徙、流动有关.而近代租佃制的引入是吸引众多族群迁入木里的直接因素之一,并由此深刻地影响木里境内族群的分布格局.     

从土司封号看嘉绒藏族土司与宗教的关系

本文通过对明清时期中央王朝颁授给嘉绒藏族土司封号的分析,指出多数土司在受封之初,兼有宗教与政治首领的双重身份,这与嘉绒藏族地区浓厚的宗教文化氛围和明代特殊的治藏政策有关.直到清代中前期,嘉绒藏族土司封号的宗教色彩才逐渐淡化.     

歇家、锅庄与旅马店：互惠交换传统与青藏高原东缘族际贸易中介的形成

青藏高原东缘歇家、锅庄与旅马店等族际贸易中介的形成和发展根植于互惠交换传统。互惠交换传统主要依托贸易伙伴关系，为藏族商人、农牧民与外来交易者通过贸易中介从事族际贸易活动，提供了本土的物资交易逻辑和社会交往渠道。青藏高原东缘族际贸易中介的形成路径同中有异，出入于经济与社会之间，分化出以歇家、锅庄为代表的区域类型。在近代社会经济转型背景下，族际贸易中介和各族商人群体习得、效仿互惠交换传统，走出城镇，将贸易伙伴关系反向运用于青藏高原东缘农牧区，开拓出双向的族际贸易途径。青藏高原东缘农牧区互惠交换传统的发展趋势出现分化，产生出新的族际贸易中介。族际贸易中介的形成揭示出青藏高原社会经济东向发展的内部动力和历史进程，以及藏族与中华各民族之间社会经济深度交融的多元面向和地域特色。     

汉代西南之"徼"与"徼外"夷——从文献记载看史家对西南夷人群的区分

本文通过对汉代西南夷史料的对比和剖析,指出"徼"和"徼外"在<史记>、<汉书>、<华阳国志>、<后汉书>诸文献中具有特定的使用场景和内涵,而且与<史记>、<汉书>、<华阳国志>诸书相比,随着史家对汉代西南夷人群状况的深入认识,<后汉书>中"徼外"一词的涵义又发生了新的变化,成为区分西南夷不同部落人群的重要标识.     

7～9世纪康区佛教及其特点研究

目前,学术界对吐蕃时期的佛教情况论述颇多,但是有关康区佛教的传播状况尚未见有专文论述,文章依据汉、藏文文献及考古资料对7～9世纪之间佛教在康区的流布、传播过程作一简要的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归结出其显著特征。     

清代前期康区塘汛的设置及其行用与影响

清代前期是清王朝实现对西藏统治的重要时期.随着清朝治藏政策的不断调整与完善,沟通西藏与内地、贯穿康区的川藏线沿途塘汛,经历了由临时设置、初步确定到趋于完备的过程.康区塘汛的设置有其重要的作用与影响:进一步强化清朝对西藏地区的统治,使得大批汉族人深入康区,开辟了汉藏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通道,促进了汉藏民族的融合与文化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