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重大而迫切的理论课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研究——于幼军同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论》引发的话题

[编者按]于幼军同志的新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论》出版以来，在学术界尤其是文化理论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作者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所作的开拓性研究，提出了一项重大而迫切的理论课题。为此，广东文化学会、广东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研究会和本刊编辑部最近联合召开了一次座谈会，约请省内的知名专家学者结合该书有关观点，对当前文化建设与文化研究发表看法，引发了不少新的话题。现摘登如下，供研究者参考。……     

山区小集镇发展模式的选择

山区小集镇发展模式的选择李明华，姜晓东一、山区小集镇发展的困境和现有参考模式的不足浙江山区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已初步形成了县域范围内的集镇体系，其中小集镇是该体系最基础的一个层次。这类集镇人口规模平均在２５００人左右，大部分是在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在建...     

一个分析框架:环境法与民法的对话

为促进环境问题的有效解决, 环境法与民法需要对话。环境法与民法进行对话的实质, 是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两种理论范式之间的对话。环境法与民法在问题意识、历史视域、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上存在着重大冲突, 这种冲突实际上是民法采取的个人主义理论范式与环境法采取的整体主义理论范式之间的差异所导致。在环境法与民法的对话中, 环境法旨在借助民法的理论范式审视环境问题, 为解决环境问题探寻新的出路; 民法的目的是研究环境问题如何影响了民法、民法学, 而这恰是民法典立法急欲从环境法中获得的启示。为解决环境问题, 环境法与民法需要合作, 以公序良俗原则为联结点, 确立二者在调整范围上的界分。     

历史与逻辑的一致——研究马克思哲学思想形成的一个方法论问题

<正> 斯大林曾经说过:“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斯大林选集》下卷,第424页)很多人据此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过程中,辩证唯物主义首先产生,然后运用到历史领域,才有了历史唯物主义。如李达主编的《唯物辩证法大纲》中写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2—1846年创立唯物辩证法的过程中,根据当时自然科学提供的资料,首先形成了辩证的唯物的自然观。”(《唯物辩证法大纲》第131页)也有人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马克思是在研究黑格尔法哲学、研究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中,即首先在社会历史领域走向马克思主义的。     

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是辩证的决定论

本文根据唯物史观和现代科学的一些成果,重新诠释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文章认为,严格决定论完全否定偶然因素的作用,主张绝对的因果律,它的这些缺陷在现代自然科学中已受到批判。马克思主张的历史决定论根本不同于严格决定论,它既反对非决定论思想,同时又反对机械决定论思想。历史决定论是包括因果决定论、统计决定论和系统决定论的辩证决定论。     

略析道德决定论

道德作为一种调整人们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对社会生活秩序和经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适合新的生产关系的道德,对于刚刚形成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制度起着巩固和推动的作用,而旧的道德却能够破坏新的社会秩序,阻碍历史进步。道德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是     

生态习性:延续或混乱?——L市生态环境问题的社会学解读

生态环境的破坏是一个严重困扰人类自身持续发展的社会问题,需要我们通过自身的行为来协调生态环境与人类发展之间的关系。通过对布迪厄的场域—习性(惯习)理论的深入解读,可提出生态习性的概念。生态环境的保护与生态习性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内在关联,外部条件与环境变化会影响生态习性的情状,反之,生态习性也具有自我调适能力来改变生态环境。与此同时,通过对实际案例的考察,可知生态习性与生态环境处于动态平衡时的不同表现模式,有成功的延续模式也有混乱或消失的影响模式,在不同的表现模式下需要改变外部条件或调适生态习性来对其区别对待。     

浅谈边缘刑事责任年龄

司法实践中,个别案例的犯罪嫌疑人因为其犯罪时的年龄接近14周岁,逃过了刑法的惩罚。因此有必要分析边缘刑事责任年龄产生的原因及对策。     

中国共产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诠释

党的十八大确立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突出位置,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深刻理解党的十八大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的丰富内涵,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略论苏轼早期对佛教的接受

苏轼青少年时期所受教育及家庭环境决定他受到佛禅影响较少,从具体的诗作考察,可知凤翔之前,苏轼完全是以局外人的态度,对寺院进行客观描述,佛禅并未真正进入到他的精神领域之中。凤翔时期,苏轼诗作虽然数量上没有大幅增加,但佛教内容比重增加,显示出苏轼在凤翔签判任上,真正开始关注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