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深处的文化追寻--论金学种小说及当下的乡土叙事

金学种小说是一个乡土的世界,乡土、乡风、乡亲、乡情……一个"乡"字,既复活了他沉重的乡土记忆,也呈示了他多重的文化思考.当下乡土叙事大体有三种走势:一部分先锋小说家走向与大众文化阅读相契合的叙事之路,开始归依故事;一部分先锋小说家在叙事游戏、语言快感、形式谜圈中走得更远;另一部分作家在小说的叙事形式上持守故事性,注重故事的讲述技巧,金学种当属他们中的一位.     

"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角色定位和形象抒写

“五四”时期,知识分子肩负着启蒙与救亡的双重任务,在思想先驱与革命战士的角色选择上,他们大多将角色定位在“人的解放”与“文的解放”上,试图走出一条经由“立人”而“立国”的道路,“自觉”与“浪漫”可以称之为这一时期知识分子角色的两大基本特征,对应于此,文学作品中的知识分子心灵世界也经历一个由高亢到苦闷到孤独的阵痛过程。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民事损害赔偿条款在中国的适用

分析中国确立商业贿赂民事损害赔偿制度的意义，探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民事损害赔偿条款在中国实施时所需解决的法律问题，讨论行贿者、受贿者和受害者的界定标准，并提出行贿者与受贿者应承担连带责任、建立惩罚性赔偿金制度、合理配置诉权等建议。     

在救赎与守望中寻找丰碑--论转型期历史小说的现代性及其走向

本文从主体精神、审美表现、文体特征三个方面入手,寻绎了新时期以来传统历史小说的现代性运演.文章分为三个部分主体的政治激情与人格信仰投射、文的解放及其现代性历程,以及文体意义上"史诗意识"的承继与淡化.     

侦查程序与人权保障

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人权保障已成为刑事诉讼追求的重要价值目标之一,而侦查程序在人权保障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刑事侦查程序是否完善直接关系到人权保障目的实现程度。本文着重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问题进行探讨,对现行侦查程序的不足作粗略分析,以及对其完善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     

“样板戏”文学的审美效应与乌托邦文化

作为文革文学的特殊形态 ,样板戏承载着“文化革命”的丰富信息 ,它在被动接受中隐现民间艺术的自由取向 ,在改编移置中回避文化革命的主导话语 (与走资派斗争 )。究其原因 ,除了意识形态对民间戏剧的借用和交错之外 ,还与国人普遍存在的乌托邦理想有关。在样板戏演出过程中 ,观众的政治狂热被空前地激发出来 ,与主流政治、编创人员一道融入到样板戏的教育体系中。     

延安时期的丁玲——“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在延安,丁玲扮演"武将军"角色的同时,"文小姐"身份并没有远去,"五四"精神仍固执地流淌在她的血液中,为了革命,她呼吁"我们需要杂文"。"我们需要杂文",隐含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批判追求,也对知识分子的善意的批评给出了理由。为了给妇女"正名",她抒发"三八节有感"。"三八节有感"因为触及根据地内部女性的"无声压迫"问题,显得十分"碍眼"。在她身上,我们看到了延安精神与"五四"启蒙的某种不和谐。     

作家主体的集体化和话语立场的政治化--从延安文学到共和国文学的一种考察

从1940年代的延安文学到解放后的共和国文学,集体主义始终是左右作家创作的主导思想.不仅人物塑造要工农兵化,而且作家主体也要集体化,任何打有个体印痕的私人话语都在工农、集体等政治概念征询、改造下趋于式威,"谁在说话"、"说什么话"的政治立场成为衡量一切文学作品的惟一标准.     

“新中国”爱情诗举要与女权主义走势

新中国成立后,爱情诗创作一度沉寂,爱情只能在“劳动”、“革命”主题的掩映下略有表现。进入新时期,经由朦胧诗人的倡导与实践,爱情诗创作在主体精神、表现形式上取得了长足进步。2 0世纪90年代,在女权主义思潮推动下,爱情诗在回归本体诗美、女性意识觉醒的同时,也走入了一些粗鄙、媚俗误区。     

试论清代驻藏大臣松筠对西藏的改革

正确评价驻藏大臣在西藏的功过是非与历史作用,是藏族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以松筠(1754—1835,清代蒙古正蓝旗人)论,他从1794年至1798年间,经授工部尚书兼都统,充任驻藏大臣,代表清廷掌管治藏大权,并承清廷草除积弊的谕旨,筹划和主持了一次冲击西藏社会关系中旧秩序、旧传统,给下层群众以一定实际利益的改革。本文拟对松筠的这次改革内容及其意义,进行初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