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研究百年的回顾与展望

中国道教研究的起步是非常艰难的,主要是长期以来,在学术界存在一种偏见,认为道教没有自己的系统理论,只不过是民间的一种迷信,在整个20世纪里正式展开研究是最后20年的事。目前,我国的道教文化研究工作已经取得了相当成绩。但仅仅是一个开始,开展道教文化研究是一项极为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它所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需要探讨的方面很多,还需要全国更多的学者来共同耕耘。     

道教生态伦理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道家和道教认为最根本的是“道”，由“道”生出天、地、人等宇 宙万物。这就突破了古代哲学以政治伦理为轴心的局限，将思考的范围扩到整个宇宙，树立 了朴素的整体观念。由此看来，人本来就是自然的一部分，基本性当是自然而朴素的。道教 的生态伦理思想，正是从这样一种“天人合一”的基本思想出发的。道教主张“道法自然” 而不是“征服自然”，认为“天道”与“人道”是一致的，同时主张“归真返朴”的人生宗 旨，其中具有若干有价值的合理因素。     

文昌帝君的信仰及其神仙思想的道德决定论

文昌帝君的信仰及其神仙思想的道德决定论卿希泰，姜生文昌帝君是中国道教的重要神灵之一。文昌信仰向世人所提供的，不是传统的道教炼养术，而是阐扬老子“重积德”的思想，宣扬通过以“善”为价值导向的内在行为控制，可以达到人间理想或成仙不死。文昌信仰的社会操作性...     

《太平经》中反映农民愿望的思想不能抹杀——答刘琳同志

刘琳同志在《论<太平经>的政治思想》(载《社会科学研究》1981年4期。以下简称“刘文”)一文中,对我发表的《试论<太平经>的乌托邦思想》提出商榷,我表示欢迎。因为对道教这门学科的研究,我们才刚刚开始,许多疑难问题都还正在探索之中,需要向国内外这方面的专家请教,和共同爱好者交换意见,才能把这门学科的研究工作搞好。关于《太平经》中究竟有没有反映当时农民愿望的乌托邦思想,刘琳同志作出否定的结论,我是不同意的。现提出如下看法,与刘琳同志交换意见。     

武当清澈派与武当全真道的问题

武当清微派与武当全真道的问题卿希泰武当是道教名山，又地处中原，历史上名道辈出，并与许多道派均有联系。这里仅谈一下与清微派有关的一些问题。清微派是宋元民间影响较大的一个符派别，主要由上清派衍化而来，自谓其符道法出于清微天元始天尊，故以清微为名。据元初陈...     

论道教对台湾民间信仰的影响

无论从神明对象看,还是从仪式、载体看,道教对台湾民间信仰都具有重大影响。道教已融入台湾民间信仰生活之中。这既是华族社会移民习俗延续的结果,也是中华民族包容文化的精神结晶。以道教为大宗的台湾民间信仰,表现出浓烈的寻根意识,成为民间社会相互联系的文化纽带,在日常生活中发挥着稳定社区的作用。     

道教在巴蜀初探（上）

巴蜀地区与道教产生和发展有密切的联系。从文化上看古代巴蜀文化中的昆仑仙山、长生不死、肉体升天以及诸神灵等思想都是道教思想的重要源头之一。从地域上看 ,五斗米道发源于四川大邑鹤鸣山 ,这是与当时蜀地的今文经学风气很盛、黄老道术流行甚广、西南少数民族中的神仙方术、巫术甚盛行有关。从道教政治实践来看 ,巴蜀地区先后有张鲁政权与李特成汉政权的存在。并且道教传统中神仙及后世著名道士及道教学者也为数甚众 ,在教内教外影响巨大。     

道教在巴蜀初探（下）

三、巴蜀地区是早期道教两次政治实践的根据地道教有很丰富的政治思想 ,非常值得我们系统地研究。王明先生在晚年所留下的遗作《道家与传统文化研究》一书的《自序》中即明确地指出 :“道教与政治思想的关系” ,是一个“首先值得特别注意”的问题。他说 :“东汉早期道教的形成 ,像太平道、五斗米道 ,都与当时的社会政治密切相关。汉末农民起义军黄巾的领袖就是太平道的创始人张角。五斗米道也参加当时的反抗封建统治的活动。这些决不是偶然发生的现象。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里还保存着一些宝贵史料 ,反映当时农民的愿望 ,如主张自食其力 ,…     

在世纪之交展望道教文化的未来

在 2 1世纪 ,道教文化将和整个中华传统文化一起产生强大的吸引力 ,其许多合理思想 ,值得西方文化借鉴和吸取。道教文化将为世界文化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鲁迅“中国根柢全在道教”论断新探

鲁迅先生于1918年8月20日给许寿裳的信中曾说:"前曾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此说近颇广行.以此读史,有许多问题可以迎刃而解."[1]鲁迅先生在这里用极其简洁的语言,肯定了道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是一个科学的论断,它纠正了长期以来在国内外都流行着的一种学术偏见,即似乎儒家文化就可以代表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一说到中国传统文化,大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儒家文化的身上,认为道教文化可有可无、毫无价值,甚至主张予以彻底消灭.韩愈唱之于前,朱熹和之于后,由来已久,至今还束缚着有些人的头脑.尽管如此,但这并不符合中国的历史事实.而且在学术上往往带来一些非常片面的看法,阻碍我们全面地了解中国学术文化的历史及其发展规律,因而是一种非常有害的学术偏见.由于鲁迅先生是"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2],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极其透彻的了解,所以他能向这种传统的学术偏见挑战,提出"中国根柢全在道教"这样一个科学论断,令人为之耳目一新.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们在道教文化研究领域的逐步深入,道教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逐渐被愈来愈多的人们所认识,于是,鲁迅先生在八十多年前所说的这句至理名言,也就为愈来愈多的人们所接受,体会到它的科学性和深刻性,认为它完全符合中国学术文化的历史事实,这也就是这句至理名言现今被愈来愈多的人们所广泛引用的真实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