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乡居民教育获得的性别差异研究

一直以来,中国城乡居民教育获得的性别差异逐渐缩小,最近甚至开始出现女性超过男性的趋势。利用“200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8）数据,本研究探讨中国城乡居民教育获得性别不平等的变化趋势,并着重检验影响教育获得的各主要因素是否存在性别差异。研究发现：第一,性别不平等存在城乡差异,农村户口居民的性别不平等程度高于非农户口居民;第二,父亲的职业地位指数（ISEI）或父母的受教育水平越低,教育获得的性别不平等越严重;第三,兄弟姐妹人数越多的群体,教育获得的性别不平等越严重;最后,不同教育层次入学机会的性别不平等程度也不相同,教育层次越低,升学机会的性别不平等越严重。笔者认为上述教育获得的性别不平等模式来源于不同的社会群体对父权制观念或传统性别角色观念的认同感的差异。     

养育子女对社会网络资源的影响：母职惩罚和父职奖赏？

养育子女对人们的社会网络资源具有影响且存在性别差异。通过使用JSNET2014数据发现：第一，养育孩子会改变父母日常社会网络资源的质量，对于女性而言，未成年子女越多，社会网络规模越大，但是餐饮社交活动越少；对于男性而言，未成年子女越多，其社会网络资源的异质性越强。第二，养育子女会影响父母在职业领域的社会网络资源，对父母的影响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不同的地方。相似的是，养育3岁以下的子女对父母的职业网络资源均有负面影响，既会减少父亲与同事、客户的网络资源，也会减少母亲与同事的交往；不同的是，养育3岁以上的子女对父亲的三类职场网络资源没有显著影响，但对母亲与同事、领导和客户的网络资源均有显著负向效应。第三，对于学龄期父母来说，养育孩子使得母亲的社会交往转向了“以孩子为中心”,母亲与孩子老师、其他家长的交往要明显多于父亲。     

城镇的职业性别隔离与收入分层

利用200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以及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最详细的职业信息,本文研究了职业的性别隔离对当前中国城镇在职人员收入性别差异的影响及其在不同部门的差异。我们的分析结果表明,职业的性别隔离确实是当前中国城镇职工性别收入差异的主要决定因素,但其作用仅限于国有部门;在非国有部门,职业性别隔离的作用并不显著。我们的研究揭示了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性别分层机制在体制内外的重要区别:在国有部门,男女收入差异来源于结构性的因素——职业的性别隔离,它以职业的性别构成为依据拉开职业间的收入差距,从而导致了收入的性别不平等;而在非国有部门,决定收入差异的主要因素是男女个体人力资本方面的差异。基于这些发现,我们认为非国有部门的性别歧视程度高于国有部门的观点以及市场化会增加性别歧视的观点均值得商榷。     

影响城镇女性就业的微观因素及其变化：1995年与2002年比较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大幅下降。本研究利用1995和2002年“中国城镇居民收入调查”数据,检验了教育获得、家庭责任（婚姻和子女）和家庭经济状况三项个人或家庭因素对女性就业决策的影响以及它们效应的变化情况。研究发现,在1995年至2002年间,教育的正面效应变小,即教育对女性就业的影响力下降,但婚姻和家庭经济状况对女性就业的影响力上升。对照1995年, 2002年时家庭收入高的已婚妇女更有可能不工作,表明这是城镇女性就业决策走向理性化的一个过程。另外,作者并不认同“沮丧的工人”观点,认为失去正式工作的低收入家庭女性因生活所迫更可能进入非正式劳动力市场继续就业,而不是对再就业失去信心而永久退出劳动。     

与祖辈同住:当前中国家庭的三代居住安排与青少年的学业表现

通过分析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初中学生样本数据，本研究考察了影响当前中国家庭三代共同居住的决定因素、三代居住安排与青少年学业表现之间的关系及其中间机制。首先，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母亲在职或单亲家庭的青少年更可能与祖辈同住。其次，代际居住安排会显著影响青少年的学业表现，控制了其他因素之后，三代共同居住（与祖辈同住）家庭的学生的学业表现要优于两代核心家庭的学生。第三，与祖辈同住的效应受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家庭结构的调节，来自较低阶层或非双亲家庭的学生从与祖辈同住中获益更多。最后，与祖辈同住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加强亲子间的家庭社会资本这一机制作用于学生的学业表现。本文表明，在现代社会，家庭亲属网络仍然对个体的地位获得或社会流动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