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的几点认识

对“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的几点认识左尚志最近，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反复强调一个重要精神，就是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强调领导干部一定要善于从政治上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这样才能够成为政治上坚定敏锐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本文根据自己的学习体会谈几点认...     

深海采矿规章制定协同推进——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的一个构想

深海采矿规章的制定,不仅涉及到国际海底矿产资源开发和利用权益能否真正实现,而且也关系到海洋强国战略能否顺利实施。在现有国际海域深海矿区激烈竞争的态势下,要成为海洋强国,就必须探索制定专门性的深海资源利用协同推进战略,并建立相应的协同推进机制。深海采矿协同推进战略主要包括：构建跨部门、跨系统、互助合作的深海采矿规章制定的协同领导体制;合理设置和清晰梳理深海采矿协同领导小组的具体职能和部门之间的关系,探索建立深海采矿规章制定协同推进的运行决策机制;依据深海采矿规章制定协同推进的协同性战略目标和外化性原则目标,为深海采矿服务于海洋强国战略提供行动路线。     

“哲学是什么”再探——基于方法论向度的考察

"哲学是什么"是哲学的前提性之问,我们不可能企求一劳永逸地对其做出一个完美无缺的解答,但却可以从方法论向度对之研究的特定领域进行界定。从无限的终极维度研索宇宙人生,乃是哲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基本视域之所在。但是,近现代哲学对"形而上学"终极本体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批判和解构,致使其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处于式微和衰落的状态。海德格尔从主体人即"此在"出发,通过"此在"对"在"的去蔽和揭示,使"在"之本体得以澄明和敞开,从而确立了一个"此在"与"在"同源共生的一体化体系。马克思则以"现实的人"为起点,通过批判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构建了一个基于实践的主客体相统一的"新唯物主义",从而为破解终极的本体之谜提供了新的通途。     

人工智能创作物法律保护的证成和设计

科技进步有影响著作权制度变迁的传统,但在"作者中心主义"理论的视域下,否定人工智能创作物的著作权属性成为其主要结论,从而造成不利于文化市场繁荣和权利人合法权益保障的负面效应.考察国际著作权保护环境和国内民法人格权的基本理论,在著作权产业政策、著作权法的独创性、赋予人工智能有限的创作主体资格进而拥有著作权具有可行性.在著作权制度设计上,人工智能享有著作权、人工智能的所有人享有拟定的监护权,以及合理的报酬权.     

中国打赢脱贫攻坚战中反贫困治理体系的创新维度

反贫困治理体系创新既是帮助穷人的民生工程,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创新,中国的反贫困正在从临时的、项目制的治理转向制度性治理。为了提高反贫困治理绩效,中国政府在反贫困治理体系方面做了大量创新,其中4个维度的创新对国家治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一是反贫困治理重心的下移,包括扶贫理念贴近群众、帮扶措施要精准和工作人员下移;二是反贫困协作治理框架的形成,包括跨部门领导小组及多部门参与反贫困措施和贫困县涉农资金县级整合;三是反贫困中不同利益主体参与的扩大,包括目标人群、社区居民、合作社、第三方机构、商业主体的参与;四是反贫困治理工具措施载体的多样化,针对多样性的致贫原因实施多样化治理的工具,并探索治理工具的时空组合。当然反贫困治理体系机制改革在这4个维度仍有许多亟待探索研究之处,如基层单位自治能力的提高、长效机制的建立、内生动力的强化、商业盈利与扶贫效果的平衡以及政策实施过程的完善。     

“1+X”证书制度下高职机电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机电类技术专业属于理工类范畴,具有抽象性强、实践性强的特点,因此,学生掌握职业技能尤为重要。为提高机电类技术专业的教学效率,培养机电类专业人才,该文结合当前职教改革热点——“1+X”证书制度,首先分析高职机电类专业人才培养的意义,其次分析高职机电类技术专业教学现状,最后提出相应的培养对策,力争实现“课证融通”。     

杜亚泉多元主义文化观再审视

作为五四时期知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杜亚泉关注国际政局和世界形势,具有开放的文化心态。他对东西文明进行学理意义上的比较,主张多元主义和文化调和论,断定东西文明不仅是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的差异,而且是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差异。他不承认西洋文明在总体上比中国文明优越和进步,认为中国文明可以“救济”西方文明,乃至对世界文明作出补救性贡献。这种文化调和论肯定中华文明有其自身的价值,力主通过东西文明的调和,创建以中国传统文明为根基的中国现代新文明,体现了对民族命运的关怀和对中华文明前途的担忧。这一思想顺应并揭示了五四时期东西文化交汇融合的发展趋势：思想自由、价值多元与开放包容的格局。但他夸大了西方近代文明的弊端,误解了欧战对西方近代文明的消极影响,仅仅看到两种文明的民族性差异而否定两者之间更为明显的时代性差异则是错误的,这无益于东西文化问题的真正解决和中国现代新文明的建构。     

对夫妻约定财产制的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人们消费观念不断更新;加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推进,投资渠道的增多,家庭财产结构也较之前有了较大变化。此外,劳动人口流动加快,涉外婚姻数量增多等新情况的出现,仅仅依靠一元化的夫妻法定财产共有制以及简单的概括性的约定财产制来调整夫妻财产关系已难当重任,新的历史时期需要更加灵活的法律制度来满足不同类型家庭生活的财产分配以及加强国家对个人私有财产的保护,促进社会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