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预期的报童问题研究

Koszegi与Rabin认为参照点往往由决策者的理性预期确定，本文选取报童的预期作为参照点，利用参照依赖偏好理论对报童问题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基于预期的报童的最优订货量不仅与货物销售的概率分布、价格等有关还与报童的损失厌恶程度有关。如果报童是损失厌恶的，报童的订货量要小于经典报童问题的订货量；反之，报童的订货量则大于经典报童问题的订货量，该结论与大部分实证结果是一致的。最后，用算例来验证了文中有关结论的正确性。     

东汉易学与虞氏易及其评价

易学发展到汉末的虞翻表现出全新的面貌.这除了易学自身的发展规律使然,还有东汉经学和政治的重要影响,东汉经学和政治危机使易学家回到易学研究本身.虞翻在学术新时代的影响下创造出独特的象数解经体系,这表现在以卦气为基础,以卦变为其动态表现,以易象为其静态符示的动静结合的阐述模式;取象手段的多样性和卦象衍扩的丰富性;独创卦变系统,对后世言卦变者以至深影响.虞氏易的缺陷在于取象的过分衍扩和其体系碍于注经的需要.     

基于非对称二次损失的参数设计

文章研究了非对称二次损失函数下的参数设计问题.证明了对于任意分布而言,在非对称二次损失函数下,重数应设计为目标值减去标准差乘以调整系数.此外,文章还以正态分布为例,介绍了在非对称二次损失函数下进行参数设计的步骤.     

系统知识的认识论决定因素

系统方法可分为许多特殊的变体,但是如果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那么变体则归属于两种认识论倾向。这两种倾向在构成其整体的知识性质上各不相同。一种主要是根据一般理论知识,另一种则主要根据专门科学和科学实践的知识。这两种倾向实际上都是从二十世纪后半叶开始发展起来的。两种倾向都设想:积极地制订系统方法论的原因,不外是由于对科学知识有了新的需要,然而这些新的需要被解释成了两种不同的倾向。这两种倾向在阐释系统方法上的差别纯粹是认识论上的差别,人们并没有发现任何特别的形式,不过是为个别种类的系统知识指明了认识论基础罢了。把系统方法划分为两种主要倾向的做法,可以通过对知识一般形式的影响进行更详尽的分析来进一步加以说明。关于系统知识的“一般理论的”和     

普通师范院校开设特殊教育课程的价值与意义

师范院校是为基础教育培养师资的,我国中小学以及幼儿教师几乎都源于师范院校。我国自1988年以来非正常儿童在普通小学以及普通幼儿园就读有了迅速地发展,据1996年底初步统计,学龄非正常儿童在普通小学随班就读占75%,在普通小学特殊班就读占8%。     

一致性风险测度公理的修正

本文指出Artzner的平移不变性公理作为一致性风险测度的四条公理之一存在不合理性,因此应该加以删除。在此基础上,对主要的风险测度方法进行了评述,结果发现的Fishburn的风险测度是一种比较科学的风险测度方法。     

损失厌恶的报童-预期理论下的报童问题新解

本文在决策理论——预期理论框架下,重新对报童问题进行了讨论,给出了损失厌恶的报童的最优订货量的计算公式,此外还进行了必要的比较静态分析。     

认真学习华国锋主席的光辉革命实践

一九七六年,在我党和我国革命的历史上是极不平凡的一年,是交织着沉痛、忧虑和喜悦的一年。在领袖逝世,灾情严重,我党面临巨大困难,“四害”猖獗,党和国家面临变色变修危险的严重时刻,我们的英明领袖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及时识破了“四人帮”一伙的极右本质及其阴谋得逞必将造成内乱外患的巨大危害,力挽狂澜,一举粉碎了王张江姚反党集团,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作出了“在两个阶级的激烈斗争中,实现安定团结,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达到天下大治”的战略决策,提出了大治无产阶级天下的四项战斗任务,率领我党我国人民,在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下,满怀信心地踏上了新的征途。在我党我国革命历史上的重大转折时期,华国锋主席团结全党使革命斗争转危为安,继往开来的伟大历史功勋,已为人民所深刻理解,华国锋主席接替毛主席而为我党领袖我军统帅的英明和远见,已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所公认。我国八亿人民,三千多万党员,衷心爱戴华主席,热烈拥护华主席。     

核时代的人类学

人类现在面临着核时代的一个急剧的转折点,诚如作者所说,人类学能够有助于理解这一转折所需要的机构上与文化上的变化。     

孟喜卦气说溯源

考查阴阳灾异与卦气说的历史联系和所谓周易古义,卦气说当不属于田何系统.根据道家、阴阳家的历史形成及其特征,卦气说应来源于道家或阴阳家.卦气说的形成时代当在战国末期至西汉武帝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