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赴周学礼、老子由周入楚考辨——兼论孔、老之间的交往及传说

孔子赴周学礼,是在他三十四岁那年.孔子向老子学礼,其中包括丧葬之礼.老子在周王朝任藏室史,隶属于太史,有机会参与朝廷的丧葬之礼.老子入楚是在周王朝发生内乱之际,是随王子朝及周太史一道进入楚地,并在苦县隐居.王子朝携带大批典籍入楚,老子及周太史的职责,使得他们必须随同前往.楚国对流亡人员的安置方式,使得老子和周太史同处陈地.孔子曾在陈地有过较长时间的驻留,与老子的隐居地相邻,两人存在继续交往的机遇和可能.有关孔子、老子在楚地相见的传说,就是在这个背景下生成的.     

“河东”“河西”之后

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人生确实如此，大起大落，变化无常。本来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朋友，经历人世沧桑之后，有的高官厚禄，腰缠万贯，有的却落魄江湖，举步维艰，形成对比鲜明的巨大反差。在这种情况下，往日的贫贱之交如何继续来往，成为从古到今的热门话题。 宋弘是东汉王朝的大臣，光武帝刘秀问他：“贵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宋弘回答：“臣闻贫贱之交不可移，糟糠之妻不下堂。”刘秀是为他姐姐阳湖公主提亲而引出这个话题，宋弘则是委婉地加以拒绝。人际交往最忌嫌贫爱富，因此，宋弘的回答成为千古流传的佳话。 贫贱…     

朝政与民俗事象的消长──古代京都赋文化指向蠡测

朝政和民俗都属于社群文化范畴，但其性质又有明显的区别。朝政是制度化的，比较固定，民俗却富于变化。朝政受礼的制约，而民俗则随意性较大。正因为如此，中国古代京都赋在涉及朝政和民俗事象时，因所处历史阶段和作家价值观、审美观的差异，对朝政和民俗事象的取舍标准也多种多样。朝政与民俗事象在古代京都赋中或分或合，此消彼长，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一班固的《两都赋》和张衡的《二京赋》是京都赋的奠基之作，这两篇作品从总体上看，既有朝政的展示，又有民俗的再现。可是，如果把作品的西京部分和东京部…     

《雅》诗的文本形态和结构模式

<诗经>的<小雅><大雅>,其文本形态和结构模式与<国风>多有相异之处,<雅>诗篇幅长而且结构复杂.<雅>诗文本形态和结构有标准型和非标准型的区别,每种类型又有多种样式.文本形态和结构模式标准型的<雅>诗,有其历史生成过程,并且和相关题材存在对应关系.标准型<雅>诗呈现出的文本形态和结构模式,渗透多种重要的理念.     

空间方位理念统辖下的人体样态设计——《山海经》对北方土著奇形怪貌的记载

《山海经》对北方地区土著居民形貌的记载,多有生理器官缺陷的展示。这种缺陷有三种类型:一是身体器官发育不足,二是某些器官数量不足,三是有的器官未能生成。《山海经》对北方边缘地区土著身体器官优长之处的记载,集中在人的脚部,这是唯一超常发育的部位。《山海经》上述记载受制于古代先民的空间方位理念,对于北方自然生态所作的认定,是那里奇形怪貌之人得以创造出来的前提。     

辞赋研究的视角转换

辞赋研究的视角转换 ,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入手。首先 ,给辞赋以准确的定位 ,把它看作是精英文学 ,从创作难度、作家品位、传播层面等方面揭示它的精英文学特征。其次 ,要克服“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观念的片面性 ,在承认这个命题合理性的同时 ,还要持“历代有共同文学”的看法 ,使二者相互补充 ,从而对辞赋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作出准确估价。第三 ,把辞赋的生成置于文学的独立和自觉的背景下加以考察 ,重新审视前人对辞赋的评论 ,把辞赋看成文学独立和自觉的产物。     

论楚辞体的生成及其与音乐的关系

楚辞作为一种诗体样式,存在多种形态.<离骚>、<九章>为一类,<九歌>为一类.<离骚>、<九章>采用的是隔句末尾缀以语气词的句式,继承的是<诗经>及春秋战国歌谣吟诵型诗体的作法,但是已经和音乐疏离,不能用于演唱.<九歌>采用的是句子中间使用语气词的处理方式,并且每句都有语气词,继承的是春秋战国时期新兴歌谣的传统,能够进行演唱.楚辞诗体的来源是多方面的,不限于楚地歌谣和祭祀歌诗,而是有更多的渠道,和北方文化也存在渊源关系.楚辞继承吟诵型诗体传统时,出现散文化倾向;楚辞借鉴演唱型诗体时,显示出诗体演变的趋势.早期诗体的生成和诗歌属性的保存借助于音乐的力量.     

楚辞的句型结构及其诗体生成功能

楚辞具有多种句型结构,各类句型的诗体生成功能不尽相同。《离骚》、《九章》的基本句型难以生成新的诗体,《九歌》的上三下三句型存在生成七言诗的可能,《天问》、《招魂》则很容易转换成七言诗体。当楚辞散文化倾向明显时,通常难以生成新的诗体;而当它的诗歌特征很鲜明时,新的诗体则比较容易生成。新诗体的生成必须利用原有诗体的句式,有时要借助音乐的推动。新诗体在楚辞中的孕育生成,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在屈原作品中还只是提供一种可能,宋玉的创作则把这种可能变为现实,他使七言诗句大量出现,并为三言诗的复兴创造了条件。汉代三言和七言诗的出现,先秦楚辞有生成孕育之功。     

从九尾狐到狐媚女妖——中国古代的狐图腾与狐意象

狐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的动物形象,具有复杂的文化内涵,总是和神秘文化联系在一起。在众多的兽类形象中,狐形象的特征是鲜明的,社会覆面也极为广阔,一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和其他文学意象几样,狐意象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它有自己的生活原型,有在原型基础上的分化演变。都和原始图腾密切相关。本文拟从辨析狐图腾入手,探寻狐意象的生活原型及其历史     

殷祖王亥传说的文化背景

王亥是殷人先祖,有关他的传说散见于《山海经》、《竹书纪年》、《楚辞》等典籍。有关王亥的传说内容不多,具体情节也比较简单,但却是研究古代各部族文化的重要资料,从中可以看出东夷文化与夏文化的碰撞,以及东夷文化本身的某些特征。王亥传说主要有两方面内容,一是他在有易被杀,二是他成了大地的丈量神。本文就是从这两方面加以辨析,揭示出王亥传说的生活原型和文化背景。 一 王亥为何在有易被杀? 王亥是在有易放牧时被杀,《山海经·大荒东经》有明确记载:“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王亥借河伯和有易的草场放牧,却被有易杀死,他的牛群也成了有易的财产。有关王亥被杀的原因,《竹书纪年》作了进一步的交代:“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照此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