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用列宁“革命时机成熟三特征”的理论剖析元末农民起义的背景

一般史学工作者在论述和讲授元末农民起义的背景时,总是概括地叙述一下元朝后期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激化,从而导致了元末农民大起义。我过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讲授这段历史时,则把它概括为远因和近因。所谓“远因”,指的是贯穿于整个元朝的深远原因,也就是众所周知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所谓“近因”,指的是元朝末年一些直接激化农民起义的某些因素,诸如政治腐败、滥发纸币、天灾流行、治河劳扰等等。这些论述和讲授,虽然     

略谈宋金战争的实质

宋金战争的实质究竟是什么?一般的中国通史和有关专著,几乎都避而不谈,但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弄清这一问题,不仅可以进一步认清宋金战争的庐山真面目,而且有助于理解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有关民族斗争实质问题的论述。本文就该问题谈一点粗浅的看法,以求教于研究宋史和民族关系问题的同志们。 十二世纪初年,我国所发生的长达一百一十年(1025—1134年)的宋金战争,就其实质     

略论曲端

曲端是我国南宋初年,陕西地区“威名远播,为敌人所震慑”的著名的抗金将领。他同陕西另一抗金将领吴玠,”皆有重名,陕西人为之语曰,有文有武是曲大,有谋有勇是吴大。”对于这样一个文武双全影响颇大的历史人物,《宋史》虽然给他立传,但却简略,而且在叙述曲端的历史事蹟时,却主要叙述了他的过错,认为他过大于功。但这是不符合该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的。我认为曲端虽然有功有过,但总的来说是     

严重自然灾难地景区游客流失原因和旅游意愿关系研究——以汶川地震后四川旅游为例

严重自然灾难发生后,由于多方面原因的影响,人们对到灾难发生地旅游产生犹豫,影响了旅游意愿和旅游决策。弄清游客流失原因与旅游意愿之间的关系对于灾后赢回游客非常重要,但是目前研究缺乏对二者关系的实证检验。笔者以汶川地震后四川旅游为例,通过结构方程实证分析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并得出一系列有意义的结论。     

建设学习型党组织 提高党建科学化水平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把＂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作为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首要任务,并首次采用＂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来定位,既有现实针对性,又极富远见。基层党组织是党和政府各项工作的落脚点,我们要充分发挥党组织对党员的学习教育作用,促使党的建设更加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把党的建设不断推向更高水平。     

论旅游规划中的营销概念设计——基于汶川地震震中映秀镇的案例

将旅游和市场营销结合是旅游学理论和实践探讨的方向之一.旅游规划是旅游开发的前期工作,是旅游产品的设计阶段.论题结合市场营销学理论,探析了旅游规划中的营销概念问题,建立了旅游营销概念设计的一般逻辑结构图.结合汶川映秀镇旅游规划的实践,实证了映秀镇在灾后重建过程中的旅游营销概念问题.     

提高成教办学质量的对策研究

成人高等教育作为国家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发展继续教育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时提高成人教育质量也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提高成人教育质量,应从思想认识、办学体制、专业设置、课程体系、师资建设等五个方面改革入手。     

可辩解型产品伤害危机应对策略对品牌资产的影响研究:调节变量和中介变量的作用

企业创建品牌资产需要多年努力,但毁掉它可能仅需一场危机。在可辩解型产品伤害危机发生后,不同的企业采取了不同的应对策略。这说明,对哪种应对策略能有效保护品牌资产这一问题,企业之间没有共识。为解答上述问题,本文用实验法展开研究,结果表明:(1)对企业自身而言,最优的是辩解策略,其次是攻击策略和缄默策略,最差的是和解策略;(2)外界澄清的说服力更强,会淡化企业应对策略间的差异,更有利于保护品牌资产;(3)在无外界应对、采取辩解策略时,企业声誉会正向调节企业应对策略对品牌资产的影响;(4)在各种自变量影响品牌资产的过程中,心理风险充当了中介作用。以上发现为正确应对可辩解型产品伤害危机、有效保护品牌资产提供了启示。     

蓝色经济建设对产业政策法的挑战及其应对

蓝色经济作为新兴的经济名词与传统的海洋经济,在内涵与外延上均具有很大的差异。蓝色经济发展在为全国经济建设带来契机的同时,也对我国产业政策法提出了挑战,为此,应坚持海陆统筹一体发展的原则,在蓝色经济产业优化和布局中尊重市场经济规律,把与蓝色经济有关的产业政策上升为法律,实现产业政策的法治化,并处理好现有法律与新设法律的关系,同时,通过明确政府作为产业政策法的主体地位,发挥政府规划机制的作用,达到强化法律法规对海洋产业布局的宏观调控作用。     

按要素分配中信息参与要素收入分配的研究

文章讨论了信息要素的内涵,认为信息的本质就是信息性劳动成果.进而提出信息要素参与价值创造既是直接的又是间接的.一方面,信息要素作用于生产力,起到了对价值创造的倍增效应和对传统资源的置换效应;另一方面,信息要素作用于生产关系,大大降低了经济主体的外部交易成本和内部协同成本,减少了经济运行的摩擦.文章同时探讨了信息参与分配的方式,认为信息主要以知识产权、人力资本产权、形象所有权和信息服务所有权的方式参与收入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