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身份优惠”到“精准支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野下民族高考政策的时代转向

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逐步形成了类型多样的民族高考差异性政策体系，包括加分/降分录取、优先录取、单独划线录取、定向录取、特殊班录取等。其历史合理性在于人才数量补偿、教育质量补偿、语言文化补偿和特殊奉献补偿，但政策固化不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民族教育质量提升、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少数民族大学生就业和实现民族教育的内部公平。随着民族地区教育质量的不断提高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的广泛深入推广，民族高考差异性政策正在从基于“民族身份”的普遍性优惠逐渐转向基于“教育贫困”的区域化、个体化精准支持。今后应以“关系理性”正确看待民族地区高考差异性政策争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动态思维”建立民族高考差异性政策渐进调整机制，分类制定政策退出时间表；以“科学意识”完善民族地区高考治理体系，提升民族高考差异性政策支持精准度。     

马克思实践概念中“应当”与“是”涵义探考——基于实践概念在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内涵转向

当代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学界，对诸如马克思道德概念、共产主义理论等一些核心思想中始终存有“应当”与“是”的涵义之争。解决这一争议需要我们追问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并进一步考察实践概念在德国古典哲学观念论转向中的内涵转换、演进的过程。康德划分了现象必然世界（“是”的世界）与道德自由世界（“应当”世界）之间的界限，将人类的道德实践诠释为“应当”按照自我颁布的道德法则去行动。谢林“绝对同一”打破了主客体之间的界限，实现了德国古典哲学由先验向绝对观念论的转向。黑格尔哲学中继续秉承了实践概念“是”的内涵规定，并将其进一步演绎为主观道德外化为客观伦理的人类精神历史运动。马克思以实践辩证地统一了主客体，赋予实践概念以“改造世界”的全新内涵，但其“本质对象化”的生产实践中仍然保留了“是”的内涵范式，并将其融贯于道德意识形态、共产主义联合体等其他核心理论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