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银饰品与唐五代诗词

古典诗词名物的实证研究是中国古代文学实证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古典诗词中涉及的名物词很多,而且每个名物词既有其原生状态的内涵,又有处于诗词中的文学和文化含义。以女子穿戴的金银饰品为主要关注对象,从特定角度对唐五代诗词的名物属性进行研究,可以从四个方面展开：第一,唐五代诗词中金银饰品的类别划分;第二,金银饰品与唐五代诗词的声色表现;第三,金银饰品与唐五代诗词的意象组合与传递;第四,金银饰品与唐五代诗词的情感寄托。既实证考察人们对金银饰品的使用情况,又在综合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的艺术分析,体现文学研究的本位。     

《全唐诗》杂考（二十四）

《全唐诗》杂考（二十四）胡可先卷七七○潘佐《送人往宣城》，按此诗又收入卷七三八潘佑诗卷。“潘佐”为“潘佑”之讹。同卷收王梦周《散白岩禅师院》一首。按王鲁复字梦周，见《全唐诗》卷四七○，并收此诗。故此卷王梦周及诗应删。卷七七五易思《寻易尊师不遇》，按此...     

唐大和二年制科及其相关问题研究

唐文宗大和二年的制科 ,因为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举人刘的对策触犯宦官 ,最后被覆落而名闻朝野 ,成为唐代科举史上最为重要的一科。它是中晚唐之交政治上矛盾与危机的交会点 ,不仅暴露出宦官专权的矛盾 ,而且还涉及到唐代文人对于藩镇割据与牛李党争的态度等多方面的内容。这一年制科及第者中 ,有 3人后来位至宰相 ,更有多人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 ,因而对探讨政治、科举、文学三位一体的关系 ,具有重要意义。     

文学自传与文学家传： 新出土唐代墓志文体的家族因素

新出土文献中,唐代墓志铭数量最多。在墓志铭的诸种特性之中,家族因素是重要的方面,探讨墓志铭的家族因素和传记文学的关系,是新出土唐代墓志研究的重要课题。结合墓志志主与撰者身份进行综合考察,唐代墓志在文体属性与家族属性方面的紧密联系主要表现出三种情况：一是文学家自己撰写的墓志铭,这是特殊类型的自传文章;二是家人或族人撰写的墓志铭,更能体现出家传的特点;三是夫妻之间撰写的特殊墓志铭,具有家族与婚姻的双重特性。     

新出文献与中古文学史的书写和建构

中古文学史的编纂和研究虽然已经走过百年的历程,但仍然存在一些弱点、盲点、偏颇和歧见,诸如文学自觉问题、单线思维问题、学科限制问题,都受到了学界不同程度的质疑。随着新出文献的逐渐繁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旧有的研究模式,开拓新的研究空间,有些方面甚或可以重新书写和建构。新出文献中最重要的两类文献是石刻文献（其中最大宗是墓志）和写本文献,这两类文献为中古文学史研究的原典文献。中古时期的新出文献呈献出更多的文学史内涵,也是中古文学研究的重要载体,利用新出文献可以推动中古文学史研究的多元化进展。     

上官氏家族与初唐文学——兼论新出土《上官婉儿墓志》的文学价值

在初唐诗坛上,上官仪和上官婉儿是前后相继的两位领袖人物,影响着整个唐诗发展的进程。近来,《上官婉儿墓志》的出土又为初唐文学研究带来了新的契机。尤其是墓志的一半篇幅记载其家世情况,为我们从家族文学层面研究初唐文学提供了重要的原始实证材料。《上官婉儿墓志》本身也是一篇出色的传记文学作品,其特殊的传记形式和文字上的曲笔表现透露出墓志文体新变的信息。     

唐代诗人事迹新证

新出土文献为唐诗研究提供了新的载体,诗人事迹的主要方面可以通过出土文献而进行拓展研究。诸如崔颢的郡望与仕历、韩愈的交游、苗发的行第等,都可以利用出土文献进行重要的补充。对于以正史为主的诗人传记资料的讹误,还可以通过出土文献进行订正,从而在原典实证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唐诗研究的空间。     

杨氏家族与中晚唐文学生态

唐代自安史之乱以后,政治、社会、经济与文化等方面都呈现出许多新的变化。这些变化构成了文学发展丰富而复杂的生态环境。中晚唐时期颇盛的杨氏家族,与文学发展的政治背景、社会因缘、地域环境等有着紧密的联系,加以该家族成员文学名家甚多,集中体现了对文学发展颇有影响的多方面因素。以杨氏家族为切入点,以文学发展为指归,关涉地缘、党争、科举、婚姻等诸多方面而考察中晚唐文学的生态环境,是唐代文学研究的一个新视角。     

新出土唐代李宽碑志考论

李宽是唐代开国时期的一位重要人物,他一生经历了隋及唐代的高祖、太宗、高宗三朝,与唐代初期几个重大政治事件有着重要联系。但上千年来,李宽的事迹却湮晦不彰。李宽碑、志的出土不仅可彰显其一生事迹,对唐初历史亦有印证和发覆之效。首先,李宽的家世经历了改姓和赐姓的过程;其次,李宽参与了唐代初期破王世充、平刘黑闼、败吐谷浑、定高昌、克高丽等重大政治事件;再者,李宽碑、志所载的事实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有助于辨补重要典籍;最后,李宽墓碑的撰立也蕴涵着复杂的政治和家族因素。     

新出土唐代卢公亮夫妇墓志考疏

千唐志斋博物馆新藏一合形制特殊的卢公亮夫妇墓志,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和学术价值.就形制而言,它是一合龟形墓志;就家族而言,是唐代望族家世和望族婚姻的集中体现;就科举而言,涉及唐代影响最大的长庆元年科举案;就文学而言,卢公亮原本是一位诗人,值得进一步钩稽;就撰者而言,志文撰者是唐代著名诗人殷尧藩,铭文撰者是卢公亮的再从弟卢罕,因而这是一篇志铭分撰的墓志,呈现出一种特殊的文章体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