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工商业者慈善动因论析——以上海为中心的考察

民国时期上海是中国慈善事业最发达的城市,涌现出众多慈善家和慈善组织,其中工商业者是慈善主要力量和慈善事业的推动者.众多工商业者个人经历和所受到的家庭熏陶和社会环境影响不同,其行善动因也不一样.有的出于国家和民族大义而行善,有的出于社会责任而行善,有的受宗教影响而相信善恶报应而行善,有的出于扬名留世而行善,还有的出于经济目的而行善.总之,工商业者慈善动因是复杂的,每个慈善者会受到一种或多种因素支配而从事慈善.在行善的这个目标下,不同目的人走到一起,共创慈善组织,共同推动民国慈善事业发展.     

“大桥时代”背景下舟山村落经济社会结构变迁探析

连岛、跨海是舟山村落经济社会结构变迁的前提，“大桥经济”是舟山村落社会结构演变的内在动力。文章从家庭婚姻结构、社会阶层结构和社会组织结构三个角度探讨了“大桥时代”背景下舟山群岛村落的经济社会结构变迁。     

转型期志愿动员问题探析

志愿活动应是志愿者的自觉活动，在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开展志愿动员有其必要性，一是由于公民志愿意识低，二是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转型期中国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的特点，决定了志愿动员必须考虑体制内资源和体制外资源在动员中的双重影响和作用，并进行路径选择，主要是社会化动员和半社会化动员。     

论反腐倡廉的法制化建设

惩治腐败是一项长明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只有采取综合治理的方法,才能使腐败现象得到有效地遏制。为此,一方面需要大力倡导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使全党、全民的思想觉悟提高到新的水平,使掌握权力的人自觉地树立“谨己帅先,清正廉洁”的工作作风;另一方面,还必须强化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用法制来规范和约束当权者的行为。 腐败是成因复杂的社会现象,在古今中外各种社会制度下都存在。要从根本上铲除这种社会毒瘤,需要采取多管齐下的综合措施。就目前我国的情况来看,需要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及其法制的完善。前两者的完成可以减少腐败的发生,而法制的强化与完善则是扼制腐败的最重要的手段,也是反腐倡廉的致胜之道。只有依法     

华洋义赈会工赈救灾活动析论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陷入空前危机.华洋义赈会从改良民生目的出发,在中国第一次大规模介绍防灾思想,并将其付之于实践,这些被证明是二三十年代重要的乡村建设运动.从华洋义赈会工赈实践活动中,可以透视出民国乡村士绅的作用及国家与社会的权力博弈.在近代国家衰败情势下,民间力量弥补了官府实际行政能力的不足和国家在民生政策方面缺乏制度性规定的缺陷.     

提高社会组织应对突发性海洋灾害能力的探析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了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在这一战略的实施过程中,突发性海洋灾害的应对是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社会组织作为一股正在蓬勃发展的社会力量,在突发性海洋灾害应对中仍存在参与水平不高、有机配合不够的问题.这与“强国家、弱社会”的传统格局、社会组织相关立法不健全、志愿者水平不高等有密切关系.因此,应通过整合社会组织内部资源,强化自身力量,争取在“强国家、弱社会”的人文社会环境里站稳一席之地;进一步优化权责分配,建立健全政府与社会组织协同应对的机制;加强宣传教育,强化公民参与的主体意识,提高公民参与能力等途径加强社会组织应对突发性海洋灾害的能力.     

民国时期政府救灾制度论析

民国时期灾荒频发 ,为救济灾荒 ,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 ,在传统荒政基础上 ,吸收外来的救灾制度与经验 ,在救灾程序、措施、财政、管理等制度方面进行建设 ,初步形成了一个现代性制度框架。毋庸讳言 ,民国时期的中国是一个非法制化社会 ,许多制度具有虚置性 ,这种弊端政情使救灾制度效能降低 ,造成灾民风雨霜露、饥寒颠踣的情事与民国历史相伴随     

华洋义赈会农村合作事业述论

2 0世纪二三十年代 ,中国农村陷入空前危机。华洋义赈会从改良民生目的出发 ,从信用合作社入手 ,先在河北进行试点 ,之后将合作制度推广到皖赣陕川 ,成为复兴民国农村的最重要一支民间力量。它在实践中所创造的经验和引发的教训 ,予国民政府和关注农村的民间团体以借鉴 ,对于今天关注“三农”的人们 ,也有很好地启发     

慈善意识论

慈善意识是一种“捐款捐物给需要的人”的自觉的心理反映,而这种反映是出自“对人类的普遍的爱”。作为大众意识的一个层面,慈善意识是与经典文化密不可分的,它的存在和发展有赖于经典文化的支撑。然而,在当代中国由于受到历史及现实多种因素制约,公众慈善意识普遍缺乏。在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