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国学运动述评

二十世纪初年国学思潮兴起之时,四川于1912年首创国学院并刊行<四川国学杂志>,廖平、刘师培和刘成炘皆推动了四川国学的发展.抗日战争时期国学运动的中心向西南转移,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西迁,国学家和学者云集四川,特别是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和傅斯年领导的历史语言学派的发展壮大,给四川引入了新的国学观念和科学的考证方法.这使四川国学与主流学术融合,改变了国粹主义的态度和旧学的方法.1949年成都私立尊经国学专科学校的解体,标志四川国学运动的结束.四川国学运动是中国二十世纪国学的一个缩影,从中可见国学运动摆脱国粹的约束而走上新的科学道路的历程,从而可认识国学的真实性质及其历史经验对我们现在的学术意义.     

为中国学术谋解放——胡适开启国学研究的新方向

胡适从新文化的倡导者投入国学运动,志于谋求中国学术的解放.他以再造中华文明为目的,将国学纳入建设新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认为国学是研究中国过去一切文化的学问,提出整理国故,赋予国学以新的内容,改变了以治经为主,以小学为途径,以读经为普及活动的国粹学局面,从而推动了国学向现代学术方向的发展.胡适在20世纪40年代后不再谈国学,而谈文史研究.他认为这是关于中国文化史和中国学术中存在的若干疑难的狭小的问题,采用传统考据方法的细密的考证.新中国建立后,文史研究代替了国学、古籍整理代替了整理国故.评价胡适对国学运动的贡献及其文史考证的成就,有助于我们对国学性质的认识,亦有助于对当前国学热潮的再度兴起的理性思考.     

儒家与宗教——论西方的儒教观念及相关的问题

中国儒家为先秦诸家学派之一。自西汉以来中国历代王朝皆以儒家学说作为社会政治伦理的理论基础。自佛教的传入与道教的兴起,中国始有宗教观念。西方学者将儒家或儒家学说译为"儒教",以为是中国三大教派之一,但入华耶稣会士及古典哲学家却发现它是无神主义,而在关于对超自然力的崇拜和对人的终极价值的追求,以及是否存在特殊的宗教仪式等方面,他们仍断定儒家不具宗教性质。现代西方一些学者则从泛宗教观念肯定儒家为中国国教。西方学者的认识存在某些困惑和误解,其中有合理的因素与精深的见解。这有助于我们对儒家性质的深入探讨。     

周邦彦词的政治寓意辨析

周邦彦是北宋后期著名的词人,在词史上有崇高的地位。最早对其词给予恰当评价的是宋人王灼。他评论周邦彦时总是联系到另一位北宋后期词人贺铸,认为:“大抵二公卓然自立,不肯浪下笔,予故谓‘意新语工,用心甚苦’。”在王灼看来,这两位词人的创作态度是谨严的,而且都能“各尽其才,自成一家”。他又说:“前辈云:‘《离骚》寂寞千载后,《戚氏》凄凉一曲终’。《戚氏》柳(永)所作也。柳何敢知。世问有《离骚》,惟贺方回、周美成时时得之。贺《六州歌头》、《望湘人》、《吴音子》诸曲,周《大酺》、《兰陵王》诸曲,最奇崛。”(《碧鸡漫志》卷二)有学者据此以为贺铸与周邦彦词多寄托     

评常州词派的理论

一词体在宋亡之后,因与音乐的关系脱离和社会审美兴趣的转变而趋于衰微。清代初年词的创作再度出现繁荣的景象,词学理论的研究相应地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于是造成词学复兴之势。在词学复兴的过程中以朱彝尊为首的浙西词派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但是到了清代中叶,这一词派的弊端遂充分暴露。浙西词派末流崇尚典雅清空,取径过于狭窄,使词的创作远远地脱离现实,以致     

论宋词之词调与宫调的关系

词是配合音乐的文学,故称"音乐文学"。它与此前音乐文学的区别在于以辞从乐。词人选择某支乐曲之音谱依照其节奏、旋律与声情而配制歌词,此为"倚声制词"。宋人完整的词谱或歌谱,它们是按照燕乐宫调分类的,每宫调之各词,其词字之右旁标注有燕乐半字谱。乐工与歌妓依据这种谱便可合乐演唱。宫调具有确定某乐曲——词调的音高与调式的作用。同一词调可以存在不同宫调的音谱,而各谱之旋律是稳定的。由于词乐的散佚,今存宋人词集仅有个别词人将作品按宫调分类,而一般的作品则未标注宫调。乐工与歌妓对常用词谱是熟悉的,他们见到某词调之词,即可合乐演唱,故多数宋词作品不必标注谱字与宫调。宋词的发展虽然存在纯文学之作品,就其基本情形而言,它仍是音乐文学,而且有稳定的音谱,因此与宫调存在密切的关系。     

《东坡选集》简评

苏轼是我国北宋文化高潮时期伟大的文学家。他的诗、词、文对宋代和后世产生了极为深广的影响,被誉为“雄视百代”之才。苏轼作品,历代注本和选本甚多,但诗词文合选并注释的集子近年才出现。已出的《苏轼选集》有刘乃昌选注本和王水照选注本。1987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东坡选集》是为第三种。该书是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的集体科研项目,由曹慕樊与徐永年两位先生审编全稿,谨严从事,历时数载而成。该书     

学术的独立与自由问题--重读王国维纪念碑铭

在北京的清华大学幽静的清华园里,现在仍立着王国维纪念碑。它是在王国维自沉昆明湖之后两周年———1929年由国立清华大学研究院师生敬立的。学子们每经此地时总会怀着对一代国学大师的崇敬与惋惜的心情,而又总会为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具有特殊地位的陈寅恪先生所写的碑铭所感动与激励。碑铭中称赞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是第一次表达了近世启蒙思想运动以来中国学者关于学术的独立与自由的理想,成为正直学者的追求与人格的象征。早在1905年,王国维即论述学术独立的意义,他说:“夫哲学家与美术家之所志者真理也。真理者,天下万世…     

国学之统宗与国渣——论章太炎晚年的国学观念

章太炎晚年治国学由求真转向致用，强调国学的目的是修己治人。他从儒家经典中选出《孝经》、《大学》、《儒行》和《丧服》，称之为“四经”，以为它们乃六经之要旨，万流之汇归，国学之统宗，以此提倡儒家的孝道、礼制和伦理道德，试图改变世道民心。“国学之统宗”即使在国粹派中也并未得到认同，它在国学运动新倾向成为主流之后是国粹主义存在的一个极端，是最“国渣”的典型。我们回顾章太炎晚年的国学观念，对于认识近年国学复兴出现的国粹倾向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论学辩难穷理致知——试析张栻与朱熹关于理学观念的讨论

南宋中期两位著名理学家张栻和朱熹关于理学基本观念——太极、理道、原性、中庸、知行的反复论辩，这在理学史上是一个典型的个案。他们之间存在深厚的情谊，由于穷理致知的论辩而将理学思辨达于精密细致的程度。他们虽然理学思想的渊源皆出自濂洛之学，基本观念一致，但某些具体问题又存在意见分歧，因此使理学思想丰富而深刻。他们表现的对宇宙自然与社会人生的认识，在本质上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故在南宋中期以后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