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明朝两京祭礼的归并

祭礼作为一种政治典礼 ,随政权的转移而转移。洪武定鼎南京 ,郊、庙、社稷等祭礼次第而建。永乐迁都北京 ,祭礼因此开始有南京向北京的归并 ,这一过程到嘉靖朝最终完成     

明代文官恤典中的祠祀

明代文官恤典祠祀是根据已故文官的功业、品德等因素,由国家主导的建祠奉祀活动。国家以此方式褒奖已故官员,激励在任官员,也希望通过壮丽的祠宇和定期的祭祀活动向更多的民众传达国家赏功酬劳之意,宣扬忠义价值。虽然民间对于这类祠祀有不同于官方的诉求,一些祠宇在缺乏官方力量支持后迅速走向衰落甚至荒废,但是官民并未停止申请恤典祠祀,祠祀所构建的荣誉体系、教化功能仍得到民间的认同。     

明代宫廷礼仪与财政

明代宫廷礼仪表现为繁复、宏大、富丽堂皇的特点。由此而引起的礼仪性开支浩大。大致而言,这些礼仪性开支主要包括:庙坛、寝陵之类的土木建设与维护之费;礼仪活动所需各种用具、首饰、袍服等造办之费;重大礼仪的赏赐之费等方面。正德、嘉靖、万历三朝的历史都证明了"高频度"的宫廷礼仪活动将可能导致国家财政危机,礼仪之害有时甚于兵祸。     

明代私阉之禁

明代私阉现象同明代权力制衡下"宦官官僚化"这一政治背景和王府、勋贵违制用阉密切相关,中期以后日趋严重.明朝从一开始就严申禁令,但宦官行政的巨大空间、宦官选取制度不完善等因素,使明政府一方面自严其禁,另一方面又自弛其禁,最终使私阉之禁形同具文.     

家礼与家族整合:明代东山葛氏的个案分析

明代山东德平葛氏家族因为"三朝尚书"葛守礼的崛起而成为当地的望族,葛氏家族典型地体现了科举时代新仕宦阶层家族成长和发展的一般特征.为了承家久远,葛氏家族缘俗制礼,制订了<家礼摘要>,并利用家礼来敬宗收族、凝聚人心.通过解析葛氏家礼的撰述与实践,探讨家礼如何在不同时间营造出有利于家族联谊的"关系性空间",如何构建具有广泛包容性的血缘网络,并达至家族整合的目标.由家达乡,家礼最终是实现中国传统社会家邦和谐的"治世工具".     

明世宗祭礼改制对嘉靖政治、经济的影响

嘉靖时期明世宗对国家祭礼进行了全面的变革 ,旨在追崇其父兴献王 ,塑造帝系正统 ,为自己藩王入主大统“伦序当立”的合法性作礼义上的论证。祭礼改制伴随着大批郊、庙等祭祀之所的建设 ,大兴土木 ,劳民伤财 ;同时 ,祭礼改制也激起了官僚体制内部的权力之争。可以说 ,嘉靖祭礼改制对当时政治、经济产生了深刻影响。     

明代文官匿丧与诈丧现象探析

匿丧、诈丧是丁忧制度衍生出的机会主义,主要存在于低级文官中。这些文官通过匿丧行为,规避丁忧制度带来的经济、政治、身体等方面损失或不便;而诈丧则是利用丁忧制度提供的丧假和复职等权利,逃避职事,蒙混选官。为保障丁忧制度的存在,明朝制定了相关的行政、法律制度,有效地打击了匿丧、诈丧等行为。     

明代士人对宗祠主祭权多元化的思考

明代宗祠祭祖礼仪的一个显著变化就是宗子主祭的垄断格局被打破,出现了支子主祭、族长主祭、宗子与支子同主祭等多种形式。在明代新宗法形态下,明代士人对宗祠主祭权多元化的状况有着不同的思考,从不同方面探讨宗祠主祭形式的合理性,反映了祭祖礼仪落实于社会之后的复杂情状。明代士人的不同议论透视出他们对待祭祖礼仪的态度是相当灵活的,同时也是谨慎和有所持守的。一方面,宗子主祭的礼仪原则不可轻易,另一方面,宗子主祭的礼仪原则不可不易。如何折中调和,取决于社会现实和礼仪精神的双重限制。     

明朝文官父祖封赠制度述论

明朝文官父祖封赠指明朝政府以推恩的方式,参照臣属的官阶和功绩,将官爵或封号授予其父母、祖父母或曾祖父母,并通过诰敕、冠服、恤典,建立起受封赠者特殊的荣誉,赋予其区别于一般平民百姓的权利。明代文官父祖封赠制度的运作依赖于文官群体与国家之间的互动,这种互动是建立在忠孝合一的政治文化背景下的。由于封赠制度运行的递进累加和封赠之后的约束机制,国家与文官群体之间的互动始终处于持续的状态。明朝文官父祖封赠制度的推行与封赠荣誉的传播使该制度具有了广泛的社会激励与教化功能。     

明代文官的省亲与展墓

明代文官的省亲、展墓制度经历了由明初"特命而行"到洪熙以后"奉例而行"的制度化过程,主要有给假归省和便道归省两种形式。在传统政治文化背景下,明代文官的省亲、展墓制度具有协调忠孝关系的社会政治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