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全原则”在毕业论文（设计）质量保障中的应用

毕业论文(设计)是高等学校人才培养最后一个教学环节,可以利用全面质量管理理论中的“三全原则”管理毕业论文(设计)工作,以保证毕业论文(设计)质量。     

学习型城市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本文从概念的界定出发 ,探讨了学习型城市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特点与难点以及构建中应遵循的原则 ,并构建了学习型城市建设评价指标体系     

低生育率：怀疑、再调查与重复验证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生育率究竟有多高始终争论不休。文章通过梳理1990—2020年间关于生育率的统计资料与研究成果,呈现出我国“生育率高低之争”的历史进程。研究结果表明：长期以来,我国的生育统计与研究步入了“生育率调查陷阱”：一方面,各种人口调查结果均证明了“很低”生育率的事实;另一方面,官方与研究者对此却始终怀疑,并归因为出生漏报所致。“生育率调查陷阱”是人口调查的局限性、生育研究的主观性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生育率调查陷阱”导致了生育政策变革延误、规划失灵等诸多负面影响,其中的经验教训亟待重视和反思。     

孩次──类龄别递进人口发展模型

编制一个好的人口发展计划，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对未来人口发展趋势有一个比较客观的估计；二是人口预测模型及其参数的选取要恰当。至于人口预测模型，中外人口学家已作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并从各种不同角度建立了很多人口预测模型，但同中国生育政策的特点与人口控制的实际要求相比，还不尽如人意。因而迫切需要建立考虑人口的性别年龄结构、婚姻结构、孩次结构及生育间隔等因素在内的人口发展预测模型。本文所建立的孩次──类龄别递进人口发展模型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尝试。     

中国人口性别年龄结构现状与前景分析

利用笔者已建立的人口性别年龄结构分析方法对中国人口性别年龄结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人口至今仍留有战争创伤以及因战争和贫困导致的性别歧视一度增强的痕迹,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生性别比的异常升高使人口性别结构日趋恶化,与此相反的是人口年龄结构有趋于改善的迹象。     

现代化指标体系构建及其相关问题

本文对现代化指标体系构建时应遵循的原则、现代化标准的数量界定、指标数值的标准化、指标权重的确定、现代化时间表的推算方法等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 构建了现代化指标体系, 含人均GDP、非农产业增加值比例、非农劳动力比例、城市人口比例、平均预期寿命、平均受教育年限 6个指标。并据此对我国现代化发展现状进行了评估, 认为到 2000年, 中国的现代化走完了 61 71%的路程。     

转型时期纺织行业隐性强制劳动研究——以苏南某大型股份制国有纺织企业为个案

经过对苏南一家纺织工厂的观察、访谈发现,工人自愿性超长时间加班并不是工厂直接强制劳动的结果,而是在深富霸权性格的工厂体制里推行的一种更巧妙更隐秘的强制劳动——精心设计的薪酬制度、虚有其名的计件制。具体体现为计件的价格完全由工厂决定,工厂实施一种“浮动价格”、“浮动产量”与“固定工资”相关联的策略,计件工资操作的模糊性和封闭性。中国政府、劳工与全球资本利益博弈的结果,造就了当下中国特殊的横向和纵向分割的二元劳动力市场,从纵向“工龄”角度分割为旧体制下的“老人”和市场体制下的“新人”,从横向户籍身份分割为本地劳工和外地劳工。以赋权为核心的“行动社会学”为解决这一困境提供了方向。     

养老机构发展：问题与反思

中国养老机构存在诸多问题,如养老资源分配不公导致的养老机构奢华与简陋并存、一床难求与床位大量闲置、假借发展老龄事业名义的房地产开发、专业人才储备不足等,其根源在于未能厘清政府、社会、市场三者间关系与责任边界,公办和民办养老机构角色定位不准。系统反思养老机构的发展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价值理念重塑、政府职责定位、人才吸引等建议。     

社会福利与生育率影响机制的理论探微及实证辨析

作为社会福利的子集,生育福利被多数研究和政策实践认为有助于生育赤字治理。但发达国家近几十年来的实施效果却差强人意,过度的生育福利增加了政府财政负担,部分国家因此陷入“福利陷阱”,拖累了经济增长,生育福利“错配”甚至导致某些国家民族结构出现较大改变,给未来带来隐忧。基于理论—实证双重视角,社会福利对生育率有正负两方面的影响,其净影响究竟如何,理论层面难以定论。经验数据表明,社会福利与生育率间呈微妙的负相关关系,生育福利短期或许有助于低生育率的轻微反弹,但长期看不容乐观。“福利陷阱”与“低生育率陷阱”两者共生是人口和家庭再生产激励倒置的必然后果,只有降低子孙后代的公共产品属性,提升生育行为的家庭回报率,把适度生育福利供给与中华优秀传统生育文化复兴紧密联系起来,配合其他公共政策强化对新生代的婚育教化,实行东方之治而非西方模式才能克服人口危机。     

社区共同体困境与社区精神重塑

社会变迁带来的居民的居住方式改变、共同兴趣爱好消减、宗教仪式衰微、公共利益责任主体转移等,使得传统社区精神逐渐消逝并陷入"共同体困境"。现代社区精神重塑很有必要,应将自治事务的单位选择和行政事务的单位选择区分开来,明确社区居委会定位及与其他社区组织之间的关系,对不同业态的小区采取不同的治理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