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刑法观的实践修正与功能完善

积极刑法观的理论建设正深陷诸如“刑法适用泛化”“刑法工具化”等多重质疑之中,亟需对其核心主张与现实功能进行修正与重塑。在立法论维度,积极刑法观应当以民权刑法为核心,通过在立法实践中不断夯实刑事立法的事实基础,从而促进刑事立法的科学化发展。此外,还可以利用类型思维法、宪法教义学等理论资源,优化刑事立法的质量与品质。在司法论维度,积极刑法观应当在刑事归责的过程中发展需罚性理论,以求拓宽轻罪裁判的出罪空间。通过修正之后的积极刑法观理论来检视高空抛物罪的刑事立法,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该罪立法的增设具有保护公民个人法益的重要价值;(2)该罪的保护法益属于集体法益中的秩序安全法益;(3)对该罪的司法认定可以围绕该罪的法益内涵,从正向筛选与反向排除两个视角来展开。     

青海卫拉特诸部落的起源（续四）

本文以和硕特部为中心,考察了青海诸蒙古部落的事迹、游牧地及首领的世系,探讨其历史变迁以及最终以罗卜藏丹津之乱为契机被清朝并入旗制管理下的全过程。     

构建中国式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现实基础、约束条件和关键突破

中国式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是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和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基础，是把握全球大国竞争主动权和有利地位的关键支撑。中国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以“中国式”的路径方向和方案选择、“现代化”的目标任务和时代要求，塑造产业内容多样广阔、产业结构系统相关、产业要素安全流动的产业经济系统。经过70余年的砥砺前行，中国规模庞大和门类齐全的产业生态、高速发展和广泛普惠的数字经济、市场广阔和潜力深厚的国内循环，以及党的全面领导和新型举国体制，为构建中国式现代化产业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但是，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产业体系进程中，我们也遇到许多约束条件。要打破这些约束条件，必须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核心技术的攻坚战、构筑安全包容的对外开放新高地、深化推进产业部门的融合渗透等方面取得关键性突破。     

数字化赋能农业强国建设的作用机理与实施路径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三农”领域的重要抓手。通过对农村人口人均耕地面积、农业劳动生产率、农业出口占国际市场份额三方面数据的统计分析发现，我国农业发展与世界农业强国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数字化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能，正与实体经济各部门加速融合，构筑发展新优势。从生产要素、产业协同、价值共创、产业组织等方面分析数字化赋能农业强国建设的作用机理，并结合现实案例，从数字化基础设施、数据化生产要素、创新驱动力、科技企业主体作用、数字技能提升、高水平对外开放等方面探寻数字化赋能农业强国的实施路径。     

限薪令与企业创新:一项准自然实验

  创新是维护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手段，高管激励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话题，但由于存在内生性问题，高管薪酬与企业创新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尚无定论。         以2009年出台并实施的针对国有企业的限薪令作为外生政策冲击，选取2007年至2015年全部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采用配对样本和双重差分回归分析的方法，实证检验与非国有企业相比，限薪令后国有企业高管货币薪酬是否降低；在此基础之上，检验高管货币薪酬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并进一步利用主成分分析的方法测量公司治理水平，考察公司治理水平对于高管货币薪酬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最后对比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在风险承担水平上的差异，探讨高管货币薪酬的降低可能引起的负面效应。         研究结果表明，与非国有企业相比，限薪令后国有企业高管的相对货币薪酬降低，限薪令发挥了预期的作用；进一步检验发现国有企业的相对创新投入水平降低，证实了高管货币薪酬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的因果关系。此外，公司治理越差的国有企业，其创新投入降低的越多；高管货币薪酬的降低最终导致国有企业整体风险承担水平下降。使用全样本分析和倾向得分匹配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结论依然成立。         利用强制性降低高管货币薪酬这一外生事件，为高管激励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因果关系提供了新的可靠证据，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在实践意义上，高管货币薪酬的降低抑制了企业创新投入的意愿，进而导致企业整体风险承担水平下降，长此以往将损害企业长期发展能力，同时有悖于现阶段中国倡导的企业走创新发展之路，对中国现阶段正在进行的国有企业改革提供政策启示。     

地方政府研发投入、技术创新与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实现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以中国31个省级单位为研究样本，利用静态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地方政府研发(R&D)投入及其流向(工业企业、科研机构、高校)对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以及技术创新在该过程中的中介效应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地方政府R&D投入及其流向，均对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促进作用；(2)技术创新在该作用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完全中介角色，地方政府R&D投入及其流向只有通过技术创新才可对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生促进作用；(3)流向不同和技术创新不同，地方政府R&D投入对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程度，以及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程度也不同，以地方政府R&D投入的工业企业流向对旅游产业结构积极影响最大；(4)地方政府R&D投入及其流向对旅游产业结构的积极影响程度主要依赖于地方政府R&D投入及其流向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程度。以上研究发现有助于中国地方政府合理利用R&D投入，抓住技术创新契机，以促进旅游产业结构转型和旅游产业高质量增长。     

让“好人文化”形成“森林效应”

"他们的事迹温暖人、鼓舞人、启迪人",获得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奖和提名奖的江苏10人团载誉归来,受到乡亲们的热烈欢迎,江海大地刮起一股见贤思齐之风。一个地方出现一两个道德模范并不难,难的是有多个群体;一个地方偶尔出现个把助人为乐的好人也不难,难的是凡人善举渐成风气。鲁迅先生说得好:"道德这事,必须普遍,人人应做,人人能行,又于自他两利,才有存在的价值。"     

广州历史文化街区活化的可沟通性提升路径

以可沟通城市为理论框架，本文建构以公共交往基础设施、社会参与与交往、街区认知评价为操作维度的历史文化街区活化的可沟通性提升路径，以量化与质化相结合的方法对恩宁路、新河浦、海珠南—长堤等三片广州历史文化活化街区予以考察。研究发现，三片活化街区沟通基础设施中的公共基础设施、交通基础设施的认同度或满意度都在83.9%以上，而信息基础设施的满意度五级量表偏向“不满意”占40%；参与与交往行为中30%的受访者不清楚街区的决策参与方式，88.6%的受访者表示愿意参与、而实际参与社区文娱活动的为55%;91%以上的受访者对认知评价中的满意度与认同感两个二级维度予以正面评价，而在地方感维度中，88.2%的受访者以粤语作为日常交流语言。同时，活化街区存在传统街巷空间格局与现代交通冲突、街区活动参与度低、异质性群体语言交流沟堑以及街区绅士化后形成街区区隔等沟通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