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川意境及其人类学相关性

山与水,是民族志时空坐落的内在构成元素,但它在民族志中尚未得到合适定位。 我们的研究缘何存在这一问题？原因大抵可以在＂人类科学＂割裂自然与文化、     

"君子比德于玉"

说到玉,我便想起十来岁时目睹的一件小事。那年,我家在一所老厝中租了几间房住下来,房东是个强壮的车夫,他的“专业”是用板车帮人运石头、泥土充建房用。记得有一日他回家情绪异常地好,我们都有点意外,旁观一阵,才知道原来他在城市东郊的那片墓地边上掘土时得到了一个“惊喜”     

初入"藏彝走廊"记

峭壁阴森古木稠,乱山深处指龙州。猿啼鸦噪溪云暮,不是愁人亦是愁。宋人邵稽仲之《龙州故城》充满凄凉。如今去龙州(平武),情景绝非如此。“猿啼”“鸦噪”不再,而“峭壁”和“乱山”,气氛虽依旧浓烈,却给人不同以往的感受。费孝通与白马人不同的人去一个地方,有不同的目的,我去平武(龙州故城),是去寻找一段旧事的起因。1978年9月1日那一天,构成了那段往事的起点。那天,“右派”帽子还没有摘掉的费孝通先生,得到一次机会,在全国政协民族组作一次题为《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的发言。时年68岁的费先生,历尽沧桑,风华却不减当年。他以其独…     

宗教概念的剧场——当下中国的“信仰问题”

应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之邀,来Asia Trends系列作讲座,我倍感荣幸。亚洲研究所给讲座圈了一个大范围,即当代中国宗教。能来新加坡这座世界宗教的博物馆中谈宗教问题,机会实在难得。不过,高兴之余,我也十分不安。我并非专业的宗教研究者,而只是作为人类学研究者涉及宗教,我是在并无信心的情况下斗胆接受邀请的。之所以如此,是因     

所谓"海外民族志"

我曾跟一个国个同行聊天,他问起我教什么课.我提到的几门,如"人类学原著选读"、"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之类,他都比较熟悉,故面无表情,但我一提到"海外民族志",他面露茫然.     

由彼及此,由此及彼——家乡人类学自白(下)

宋代起,泉州城里的邻里区划已相当精细.史书说,当时泉州"画坊八十",意思就是说,这个城市将邻里社区划分为80个坊来管理.对于这80个坊的社会事务如何运作,地方志没有留下明确记载.不过,参考其他文献,我们大略可以知道,坊的主要任务是组织社区进行治安、放火等工作.泉州所谓的"铺",是从元代开始设置的.这个概念既是一种衡量距离的量词,到宋代又指传递信息的站点(铺递)和巡警站点(巡警铺).     

民族与国家──从吴文藻的早期论述出发

本文通过重新解读吴文藻先生１９２６年发表的一篇论著《民族与国家》，并在与孙中山有关论述的对比中分析了民族与国家的关系，对于凸现国家的政治性与民族的文化性具有理论的参考意义。     

由彼及此,由此及彼——家乡人类学自白(中)

我花了太多时问穿行于泉州与厦门之间(如此往返,绝对不能算是人类学"田野工作").坐在汽车上,过去要三个多小时才能完成95公里的旅程,而如今高速公路已建成,短短的一个小时,就足够我走上一趟了.     

谈人类学的历史基础与人文价值（上）

“人类学”这三个字，是西文“anthropology”一词的中文翻译；“人类学”这个“汉字结合体”是一个新创的符号，指代一门西学。以中文书写人类学，等于用一种语言去说另一种语言里的事，其实质为跨文化的“翻译”。“翻译”身后已留下长长的背影，背影便是历史，历史有复杂性，如显现于“西学东渐”的种种论说中的那样。对西学“中国化”展开历史的再解释，能使我们更进一步地贴近学科的本质，也能使我们意识到，西学教科书的中国作者所能做的，充其量不过是视己身为“试验品”，试着展开“置身于历史中的文化翻译”。     

从"礼治秩序"看法律人类学及其问题

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那段沧桑的日子里做了许多事.1935年夏天,他与新婚妻子王同惠一同前往广西大瑶山研究瑶民生活,到冬天,在山里遭遇不幸,王同惠未获生还,费孝通负伤,在广州治疗之后,1936年夏天借养病之机在家乡调研.该年秋天,费孝通把所获材料带到英国,在马林诺斯基的指导下,完成了其名作<江村经济>.1938年,费孝通取道西贡进入云南,得到中英庚款资助,在该地开始研究工作,在"魁阁"创办社会学工作站,致力于"类型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