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获得与中国劳动力迁徙的边界效应

本研究纳入新经济地理的新型要素——市场获得。试图建立影响劳动力迁徙动力机制的新坐标。利用1998-2008年期间中国劳动力跨区域流动样本数据,本文经验验证了“市场获得一要素报酬一迁徙”的倒“U”关联机制,发现我国早期市场获得对劳动力由外围区向中心区迁徙的贡献显著,并决定了“中心一外围”的地区竞争格局。内部二元经济结构走向“刘易斯拐点”。进而“人口红利”消退,这均迫使“市场获得一迁徙”正向关联机制趋于弱化;研究估算出我国劳动力要素跨区域迁徙的隐性壁垒（边界效应值）为3．94;且边界效应由东向西呈现出阶梯型上升的区域差异态势：劳动力要素市场呈现出中心区相对开放,外围区相对闭塞的局面,而引力型政策和保障性政策分别成为了劳动力跨区域迁徙的拉力和阻力。政府的配套政策应该保障自由市场和生产要素跨区域有效配置,在实现我国区域“中心一外围”格局走向均衡化发展的同时,继续维护中国工业生产的要素竞争力。     

发展型乡村治理模式：基于要素—资产转换的再解读

影响乡村治理的诸多资源要素需要甄别和归纳，如信息、关系、政治要素、组织资源、人情爱心、专业知识、学习能力、环境以及信任等，这些要素产生的收益绝大部分是无形的或非货币化的收益，包括矛盾化解、公共服务、资产建设以及环境保护等，这种无形的收益或价值也是某种“金山银山”。通过在有形、无形的要素和无形的收益之间构建起一种价值生产或创造的资源—资产转换机制，而该链接生产机制通常会伴随着乡村基层社会自治组织的形态或治理结构的变化，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这意味着基层组织制度的创新。从“两山”理念的视角来看，乡村治理经验和乡村(产业)发展是相互补充，起到相互融合作用的，即在治理中促进乡村发展，而在发展中来提升乡村社会的治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