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盈余管理与政府补贴绩效：区分创新补贴与非创新补贴

利用2009—2017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企业为获取政府补贴是否采取了不同的盈余管理方式及其相应的经济后果。研究发现：企业盈余管理迎合了政府补贴的差异化补贴标准,而且企业盈余管理弱化了政府补贴的补贴绩效。具体而言,正向应计盈余管理程度越高,企业获得的创新补贴越多,创新补贴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越小;负向应计盈余管理或负向真实盈余管理程度越高,企业获得的非创新补贴越多,非创新补贴对企业价值的促进作用越小。进一步研究发现,高质量的外部审计与持股比例较高的机构投资者可以有效抑制企业通过正向应计盈余管理获取创新补贴与通过负向应计盈余管理获取非创新补贴的迎合行为,同时,持股比例较高的机构投资者对企业通过负向真实盈余管理获取非创新补贴的迎合行为亦存在一定的治理效果。研究不仅有助于在理论上厘清企业盈余管理与政府补贴的关系,而且对实践中政府创新补贴与非创新补贴的科学配置亦具有重要启示。     

家族企业外来经营者信任治理的制度解构

作为一种相机抉择,信任治理取决于一定的制度结构.家族企业外来经营者信任的产生必须基于产权制度、治理结构、人才机制、企业文化以及信任媒介的基础性保障,家族企业外来经营者信任的演进必须基于授权机制、革新机制、沟通机制、激励机制、约束机制以及评估机制的合理配置,而家族企业外来经营者信任的退出则须借助于风险防范、利益协调以及失信惩罚等制度方法.     

对中国垄断问题的现实分析及其对策建议

根源于传统体制残余的行政垄断特别突出与萌生于新兴市场竞争的经济垄断开始蔓延 ,是中国垄断的现实表现。中国反垄断的推进必须基于中国垄断的现实表现与相关国情 ,明确反垄断的根本主题 ,确立反垄断的基本原则 ,加强相关制度的重构 ,强化具体实施层面的机构设置与队伍建设。     

公司治理风险预警模型构建及其效果检验——基于中国国有企业民营化改制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选取2003～2008年中国国有企业民营化改制上市公司中具有违规记录的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同时选取与这些违规公司同行业、资本规模接近、年份对应且总体数量相等的民营上市公司作为参照样本,就公司治理风险预警模型构建及其效果检验这一研究主题进行了探讨。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本文基于一定公司治理风险评价指标而构建的Logistic回归公司治理风险预警模型的总体预警效果较好,且因部分公司治理风险评价指标鉴于信息渠道的限制而未被纳入实证研究过程,该公司治理风险预警模型的拟合度尚存在提升的空间。本文在提供一种公司治理风险预警研究方法及研究过程的同时,亦为中国国有企业民营化改制上市公司改善与优化治理的制度设计与策略选择提供了经验证据。     

竞争结构、目标函数与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最优比例

本文设计了一个关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与外国企业混合寡占市场的经济模型,并籍此将相关竞争结构、目标函数与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最优比例问题共同纳入了一个最优分析框架.本文的分析得出:(1)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最优比例须基于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生产效率比较结果而定;(2)民营企业越多,则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最优比例越高;(3)外国企业数量的增加对国有企业民营化最优比例的影响没有确定的方向.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1)如若推行国有企业民营化政策,则须让更多的民营企业进入市场,且当民营企业的数量不大时,须让更多的外国企业进入本国市场;(2)如若民营化对杜会福利的影响并非一定优于国有化,则须正确审视国有企业民营化改革的内在逻辑与政策选择.     

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构建与完善

在公共财政体制之下,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的管理应得到足够的重视。本文基于对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的基本特征分析,提出了一个关于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构建的一般模式,并籍此就我国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变革与完善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商道文化与社会网络双重属性作用下异地商会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

以2010～2020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异地商会的商道文化与社会网络双重属性,实证检验了企业加入异地商会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加入异地商会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创新,代理成本在企业加入异地商会与企业创新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且存在“异地商会—社会资本—代理成本—企业创新”这一链式中介路径。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所在地的异地商会数量越多,企业加入异地商会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越大;国有企业加入异地商会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比非国有企业加入异地商会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大;企业加入异地商会对其发明创新和非发明创新均具有促进作用。     

金融危机下国有化与企业短期财务风险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国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企业国有股比例、企业资产负债率以及企业第一大股东是否国有性质为自变量,以企业短期财务风险为因变量,利用Z值模型方法,就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之国有化与短期财务风险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在金融危机期间,就应对企业短期财务风险而言,行业中非国有企业的平均状况或表现要好于国有企业,"国进民退"并非全然现象,而企业国有股比例及企业第一大股东是否国有性质对企业短期财务风险的影响则均系随着金融危机的深化才逐渐显现.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对于非国有企业而言,适当降低国有股比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短期财务风险,而对于国有企业而言,保证国有性质股东的第一大股东地位有助于其平稳度过金融危机.     

中国国有企业治理改革深化的主要现实障碍分析

政府的职能与角色错位,公司治理结构仅具形似,市场治理体系的不完善以及企业非正式制度的惯性是中国国有企业治理改革深化的主要现实障碍。正确定位国有企业治理中的政府角色与功能、切实加强国有企业治理结构与机制的建设与完善以及重视并加强公司治理文化的适应性建设是中国国有企业治理改革进一步深化中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