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弼的史评与《效颦集》的史学特色

从赵弼“邃于史学”的治学特点入手,剖析了《效颦集》题材内容与史实之间的对应关系。《效颦集》卷上诸篇可视为严格的史学作品,而卷中、卷下诸篇则以小说的形式抒发其史学感慨,虽为虚构,但也有深深的史学烙痕。《效颦集》中史学意识的张扬,混淆了小说与史学作品的区别,背离了小说本体,导致剪灯系列小说的变异。     

元代文人心灵的辩证法——读《元代文人心态史》

目前学术界专门心态史研究的专著较为少见。特别是揭示特定时代背景下的文人心态演进历史的著作。近读徐子方教授的《挑战与抉择 :元代文人心态史》(河北教育出版社 ,2 0 0 1年 5月 ) ,获益颇多 ,眼界大开。元代文学纷繁复杂。屈原、司马迁、辛弃疾等那种执著用世的追求已经失去了意义 ,元代文人空前失落 ,在寻求精神空隙的无奈中存活。元代文学有一种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学的“异质”。因此剖析元代文学的新特点需要相适应的方法 ,而由“心态史”入手能够透视文人的心灵深处的隐秘 ,无疑是解析元代文学“异质”的科学途径。《元代文人心态史》…     

金陵插图与《西游记》传播——兼谈金陵、徽州、建阳插图异同

世德堂本《西游记》共197幅插图,典型体现出金陵版插图风格,其所蕴含的信息尚未引起学界关注。与徽、闽地域插图之比较,金陵插图风格表现为单幅硕大、人物显豁、线条豪放;金陵版插图在其文本传播中极具作用。     

在韩中国留学生和韩国大学生休闲阻碍因素比较研究

近年来,大批中国学生前往韩国留学深造。休闲对外国留学生来说是在国外学习生活经历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除了日常的在校学习,对课外休闲活动的参与是提高业余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方法。近10年,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开始关注休闲阻碍因素的研究。通过对600多名中韩大学生随机问卷调查,运用因子分析法得出5个休闲参与阻碍因子:心理因素;时间因素;到达性因素;同伴因素;设施与安全因素,揭示出中韩大学生在休闲参与阻碍因素上的不同之处。     

《传奇漫录》与《剪灯新话》的互文性解读

越南汉文小说《传奇漫录》作为《剪灯新话》的仿作,它不仅与《剪灯新话》相唱和,也与“剪灯”系列其他仿作隔空对话。《传奇漫录》的文本寓意在与“剪灯”系列小说的文本比较中得以清晰显现。     

陶辅"先人"考

陶辅(1441~1523后),字廷弼,号夕川老人,安徽凤阳人,明代中期著名的学者和小说家,著有杂录《桑榆漫志》及小说《花影集》。张孟敬《花影集序》中说:“盖公之先人,以大功烈擢大同伯。公以贵游子,薄武艺而不事,专志于经史翰墨间,其蓄之深有自矣。暨袭应天亲卫昭勇之爵,又不苟合于时,即丐恩休致。”其中指出了陶辅生平的概况。然而,陶辅的“先人”究竟是谁?程毅中先生在《陶辅评传》(《明清小说研究》1999年第4期)中作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但他仅仅翻检了《明史·功臣世表》,故没能考证出陶辅“先人”。笔者从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郭良翰所著《…     

元文人心态与文学实践

<正>不止一个的研究者认为,中国文学不成史。这固然是一个极端观点,然较之西方文学的鲜明的古典主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革命现实主义,现代派等呈阶梯式的有序出现来考查,中国文学史确不甚分明。中国文学的民族性决定中国文学史不能按西方的标准来划分。我以为,中国文学史应以元为界,前期应是所谓正统文学史或雅文学史,主要以诗词为主,后期则应是戏曲、小说等俗文学史。与诗词相比,戏曲、小说等篇幅较长,蕴含量极深,所反映的社会背景更广泛,对人性的揭示也更深入。因此,作为真正的人学的文学是从元开始的。那么,作为中国文学史分界岭的有元一代文学产生的契机是什么?我以为与蒙古族的入侵及其相应的统治政策密切相关。     

自信·彷徨·忧伤──论元明文化转型期的瞿佑词

本文以《乐府遗音》及《夫机余锦》中所收瞿佑词为研究对象,从元明文化转型角度阐释了瞿佑词风。指出元末和平时期瞿词多自信;及至战乱,词亦慷慨;明初多在仕与隐之间徘徊;谪居保安,词多感伤之作。本文首次剖析了由于文化嬗变而导致词人的不同心态,以及由此而形成的词风。     

李昌祺年谱

李昌祺为明初著名的传奇小说作家 ,也是政绩卓著的“方面大员”,然而却因创作小说《剪灯余话》为君子所轻 ,以至他的生平事迹亦鲜为人知 ,本文则参考史料文献 ,对他的事迹予以编年 ,以求正于同好。     

瞿佑宣德三年南还再探——以《乐全诗集》为中心

《乐全诗集》提供了打开瞿佑晚年思想的一扇窗口。结合特定文献可知,瞿佑既身为英国公张辅"幕僚之长者",则参与了张辅重大事件的谋划。特别在平定汉王之乱中,瞿佑当有所建树,宣德三年"太师仍以家舰送至南京"便是对瞿佑留居英国公张辅"西府"三年工作的认可与回报;通过分析《乐全诗集》对卫武公的推崇,可知瞿佑自谪放到留居英国公"西府"期间的思想活动:在谪居保安期间,瞿佑积极参与边塞事务,以诗文羽翼政教;留居英国公"西府"后,"有志于武公之学"便成为张辅与瞿佑的日常人生功课,即以卫武公为道德楷模,将个人融入家国,知所进退,辅佐君王以实现儒家之功业。由此,瞿佑逆转了"辅导失责"的公众形象,并完成"乡里之全人"形象的自我建构。《乐全诗集》记载瞿佑的人生悲欢,运河纪行也见证了"全人"背后的心酸;《乐全诗集》体现出运河行船特点,无论是过闸、击鼓发船还是饮食等,都留下了深深的运河烙印,提供了大明宣德三年(1428)运河行船的生动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