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别康桥》是一首单纯的惜别诗吗?——"爱、自由与美"的"单纯信仰"幻灭后的诗意祭奠

徐志摩1920～1922年在康桥留学时期形成了以"爱""自由"与"美"为中心的"单纯信仰".1928年重游故地写作<再别康桥>时,"单纯信仰"已经无情幻灭.因此,<再别康桥>不仅仅是一首单纯的惜别诗,它是诗人"单纯信仰"幻灭后的一份感伤的诗意祭奠.     

21世纪初长篇小说创作的艺术新变

21世纪初的长篇小说进入了一个无主潮、多元化的无名时代。这些长篇小说对乡村生活经验的书写尤为引人注目,对"乡下人进城"叙事模式的运用尤为突出;在艺术形式上则注重多样化的尝试与创新。诸如在艺术表达上呈现出碎片化、细节化的特征,小说的空间感、场面感大大增强,取消了时间的线性发展顺序,语言普遍使用方言、口语、原生态语言的本土化追求,小说文体结构的本土化创新等,这些都呈现出与以往时期的长篇小说不同的艺术新质。     

漂泊与岸——陈启文散文中“生态主义”思想解读

陈启文的《漂泊与岸》一书,基于以自然为中心的“生态主义”立场,反思和预警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带来的生态危机和现实危险,表达出对自然与生命的尊重与敬畏,对 “天人合一”理想境界的向往,堪称一部优秀的生态散文著作。     

《伤逝》的诞生与域外材源之“拿来”

鲁迅《伤逝》的“诞生”具有“外源性”因素,作为材源的域外文学在《伤逝》创作过程中起了不可忽略的关键作用。以往学术界在研究《伤逝》创作材源或所受域外文学作品影响的时候,多谈某一部作品对《伤逝》创作的影响。但事实上,《伤逝》的“诞生”不是某一部作品单向度影响的结果,而是鲁迅阅读多部外国文学作品之后受到综合影响的结果。具体而言,在《伤逝》的影响材源中,包含了《玩偶之家》的动机触发与主题延伸思考、《金鱼》的故事“挪用”与整体风格影响、《工人绥惠略夫》中的观点“融入”和局部细节“借鉴”、《诱惑者日记》中的哲理“移植”。甚至还有《舞姬》《妻子》《地下室手记》等小说自觉不自觉影响的散点印痕。鲁迅在《伤逝》创作中充分展示出融会贯通、如盐溶水、高超的“拿来主义”创作艺术。     

台湾“日据时期”作家与“东亚鲁迅”的精神关联--以杨逵与赖和为中心

“东亚鲁迅”（包括“东南亚鲁迅”）的核心是鲁迅所提出的“抗拒为奴”思想精髓。东亚和东南亚的绝大部分国家，都有一个反抗异国殖民统治、摆脱被奴役状态、寻求民族解放的时代背景，所以他们是从“抗拒为奴”的基点上来接受鲁迅的。台湾同样有一段被殖民的历史，杨逵与赖和乃至大多数台湾日据时期作家，也最有可能在“抗拒为奴”的层面接受鲁迅，从而在他们的创作中留下印记。台湾“日据时期”作家“抗拒为奴”的诉求绝大多数体现在“国家民族”的层面，更多地出于一种民族救亡的需要，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个人层面的“抗拒为奴”的忽略和遮蔽。     

论夏志清对“神化鲁迅”研究范式突破的意义

学术界对于夏志清的鲁迅研究普遍评价较低,批评的焦点集中于夏志清的鲁迅研究带有一种＂意识形态＂的偏见,而没有辩证指出夏志清的鲁迅研究的潜在意义和价值。对于夏志清的鲁迅研究的评价,应该把它放到整个鲁迅研究的＂生态系统＂的格局中来考量。夏志清的鲁迅研究最大意义在于打破了同时期大陆＂一体化＂的鲁迅研究生态,疏离和突破了同时期大陆＂神化鲁迅＂的研究范式,启发了多元化乃至＂众声喧哗＂的鲁迅研究生态格局的发展方向。     

“闽南”爱情故事的“日本印记”——从梨园戏《陈三、五娘》到佐藤春夫的小说《星》

美丽的闽南戏曲爱情故事《陈三、五娘》被日本文人作家佐藤春夫改写成了小说《星》,由此打上了独特的"日本印记":既因为受日本明治以来"脱亚入欧"思想价值观的影响而形成了"殖民书写",又因受日本"私小说"传统等时代审美观念的影响而呈现出"佐藤风格"。从比较文学的视角看,《星》对《陈三、五娘》的改编典型地体现了跨文化交流中的"文化过滤"特征。     

在表现主义的潜冲与暗滋下——《野草》创作方法新论

在鲁迅创作<野草>时期,西方表现主义文学思潮给予鲁迅一种润物细无声的影响,由此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野草>创作方法上的指向性.<野草>的创作方法并非单一的,而是表现主义与象征主义的两相融合.     

“不存在一种独属于中国人的劣根性”？——就“国民性：”问题与摩罗先生商榷

摩罗先生一直以来都是笔者由衷崇敬并喜爱的作家，但本文却是从反面对他的一篇文章提出一点商榷意见。不久前，摩罗在柏杨逝世之际发表《但愿柏杨的时代就此结束》一文，对鲁迅和柏杨的“国民性批判”思想提出质疑和批评。摩罗认为，中国的“国民性”是由西方传教士、鸦片贩子和枪炮手发现和描述的，国民性话语表现为一种西方／东方、文明／野蛮、先进／落后的二元对立关系。     

理性反思、生命共鸣和“贯通型”研究传统——刘再复“第二人生”的鲁迅研究

刘再复"第二人生"的鲁迅研究是建立在对"第一人生"鲁迅研究的理性反思的基础上,对其"第一人生"鲁迅研究的时代性局限进行自我批判,并从反向提出相应的学理性主张。刘再复"第二人生"体验和鲁迅的生命体验在某个层面产生深刻共鸣,因此,其"鲁迅研究"也是借鲁迅之"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块垒,浸染上浓厚的主体特征和情感色彩。刘再复"第二人生"的鲁迅研究体现为美国汉学研究传统和中国大陆本土研究传统的贯通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