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姆的社会性格论

弗洛姆认定个人性格是建立在人与社会互动的基础之上的,由此他把社会性格看作是一个团体绝大多数的性格结构的核心.社会性格的形成是文化、教育、家庭及社会的无意识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社会性格在弗洛姆的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为弗洛姆的理论、经验研究,更重要的是为他评判社会奠定了基础.弗洛姆的社会性格论既发展了弗洛伊德的性格论,也弥补了马克思理论的不足,为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思路.但他过于注重心理的作用,从而偏离了马克思思想的原意.     

永恒的秩序:汉代“天”的重新建构与社会秩序的论证

传统观点将秦亡汉存归于秦不懂文武并行,汉代统治方略的改变保证了王朝的长久。但这些讨论没有揭示出深层次的原因,即对此的本原性论证。汉代统治者认识到军事力量和法律的不足,知道了教化的重要性,即人们从内心接受其统治,这就需要对采纳的统治方略进行本原的论证。传统的观点均认为汉承秦制,其实汉代承袭的只是秦朝的政治制度,汉统治者认识到政治秩序的稳定,需要其他社会秩序的协调,其他关系的伦理也会对政治秩序的伦理有影响。为了教化民众,汉代需要论证君主专制、社会秩序以及秩序伦理等的合理性,论证任务的多样性决定了他们在抬出先秦的“天”时,赋予了其神性、义理、自然等多种性质,三种性质是混沌的。“天”既论证了君主专制,同时也论证了君臣关系与其他社会关系存在的拟宗法化性质以及对君主权力做出了限制,从而保证了汉室的长久存在。     

村级党建、社会整合与乡村振兴

在后乡土中国,组织断裂、文化断裂及精英断裂的出现极大降低了社会的整合度,使社会断裂成为改善乡村治理绩效所必须着重解决的基本问题。党的领导是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的根本保证。现阶段,为了稳固治理有效的根基,党的领导需以重整乡村社会为着力点,强化村级党组织的引领作用,重建互惠共识的公共文化,再造公益导向的村庄精英。实践中,要以强化村级党建为依托重构组织资源;以再造公共空间和激活传统文化入手引领文化复兴;以助推新乡贤衍生和驻村干部融入引领精英供给。     

基层政府中的“留痕形式主义”行为：一个解释框架

从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提出一个解释框架,对过度留痕的“形式主义”现象形成的原因进行考察。地方层面上,在信息不对称的委托代理格局下,下级政府要为上级政府发射信号来表明自己完成任务,从而为上级政府认可工作成效提供佐证,以规避政治风险。这一逻辑诱发了官员的“表面应对”行为;中央层面上,十八大之后中央权威急剧强化,各级政府强调落实,体制遂通过层层监督检查,传导压力来保证政策完成,然而受制于交易成本的约束,只能借助技术治理的方式对基层政府进行考核。又因为技术治理存在着自身的限度,导致宏观约束机制只能默许乃至鼓励“留痕形式主义”行为的出现。“形式主义”并不能看作是我们庞大体制中的“弊病”或者“顽疾”,而是政治体系在处理中央和基层两种治理逻辑的矛盾过程中所产生的自然表现,背后反映出政府围绕技术治理所展开的调试过程,表明政府内部正处于探索一条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可实现路径的尝试之中。     

汉代“以孝治天下”与士人的政治人格

汉代实行"以孝治天下",由此形成了"三纲六纪"的人际关系.这种人际关系的形成对士人的政治人格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它使士人束缚在人际关系的网络中,奴性进一步增强;但是另一方面,士人从自己的人际关系网络中获得了物质和精神的支持,从而在"道"与"势"的对抗中保留了部分人格的独立性.     

哈贝马斯的理论给中国社会发展带来的启示

哈贝马斯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批判以及对未来社会的憧憬,对中国的社会发展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让我们认识到: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赋予马克思主义以生命力,同时,哈贝马斯的思想让我们对资本主义有正确的认识、对完善我国现有的民主体制以及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定位有着清醒的认识。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法西斯潜能——阿多尔诺政治思想片论

否定辩证法是阿多尔诺评判社会的理论基础,使他始终以一种批判的眼光看待社会。阿多尔诺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法西斯的潜能,原因在于文化工业导致了人们反思性主体的缺失。文化工业导致了人们的同一性,使人们屈从现实,服从权威。文化工业具有如此大的威力则是由人们的心理、教育、思想以及技术等多方面原因造成的。     

论哈贝马斯的话语政治观

哈贝马斯作为当今著名的思想家,研究他的思想的论著较多,但是对他的政治思想的论述却较少。哈贝马斯主要的政治思想是话语政治,话语政治强调人们把讨论、说服作为解决政治问题的主要方式,讨论中要遵循严格的法律程序。它既体现在通过何种程序保证人们能够正确表达自己的政治意见、表达政治意见的类型,也表现在民众达成的政治意见如何影响现有的行政权力。话语政治在改变选民被特权阶层操纵方面是有益的和值得肯定的,但是话语政治过于理想化,很难真正落实到实践中。     

论汉初的“孝治”

“汉以孝治天下”，史家对此已有共识。本文试图在学者研究的基础上，集中对汉初的“孝治”作探讨（１），着力解决如下几个问题：汉初统治者为何选择“孝治”？“孝治”在汉初的具体表现，“孝治”对人的心理影响，以及“孝治”与儒家“独尊”的关系。     

政治心理学发展中需要澄清的几点问题

政治心理学在欧美已经成为政治学专业中一门重要的学科,但在国内还处于起步阶段.学者们对政治心理学的一些基本知识还不太了解,经常出现误读的情况.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对政治心理学的定位、政治心理学名称的由来、教材、课程、期刊、组织、学科训练,以及研究的核心内容.通过对这些方面的了解,有助于补充和纠正国内学者对这些问题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