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家庭普惠金融的发展及影响

本文利用2017年中国家庭普惠金融调查数据构建了一个全面的普惠金融指标体系,并合成了家庭普惠金融指数,在此基础上从微观家庭视角展示了中国家庭普惠金融发展的总体状况及其在不同群体间的差异。研究结果显示,2017年中国家庭普惠金融总指数平均为0.575,家庭普惠金融发展总体处于中上等水平。从需求层面看,中国社会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发展成效可观,传统银行账户服务和数字金融服务都还有较大推广空间,家庭正规信贷市场参与度明显较低,金融服务质量的提升任重道远。从供给层面看,社区层面的金融基础设施覆盖大致处于中等水平,依然需要重视提高金融服务可及性。农户、贫困家庭、低收入家庭、年老家庭尤其是夹心层家庭,享受到的普惠金融水平明显较低。基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的国际比较发现,中国普惠金融发展领先于大部分金砖国家,但是和欧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影响方面,地区和家庭层面的证据均显示出普惠金融与经济发展的正向关系。家庭层面研究表明,普惠金融对家庭人均收入的异质性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度,并且更有利于提高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水平。本文的研究成果可为发展普惠金融的政策制定提供重要参考。     

媒体关注与“高送转”溢价

本文研究媒体报道对"高送转"溢价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股利分配预案宣告前后的超额收益率与"高送转"分配水平显著正相关,而与现金股利分配水平显著负相关。本文还发现"高送转"分配显著增加了媒体对上市公司的报道,使得上市公司受到更多的关注,而媒体报道显著增加了"高送转"溢价。进一步研究发现,"高送转"增加了媒体对上市公司的年度报道,而媒体报道也显著增加了上市公司股票的年收益率。最后本文还发现大股东和机构投资者会在"高送转"当期减持公司股票。     

互联网金融与收入波动:来自中国家庭的证据

快速发展的互联网金融深刻影响着中国经济发展、社会变迁和人民生活.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参与互联网金融市场,但互联网金融是否真正减少了收入波动,抑或使家庭暴露于风险之中?本文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研究发现,互联网金融参与对提高家庭总收入具有积极影响,但同时也增加了家庭总收入波动,致使收入风险显著增加.但总体上,参与互联网金融市场单位风险的收益上升.进一步研究发现,互联网金融影响了家庭投资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对于有工商业经营的家庭,互联网金融提高了家庭的网络销售概率,促进了家庭创业,显著增加了家庭经营性收入及其波动.本研究可为规范互联网金融市场发展,防范家庭收入风险提供参考.     

双向互动发展模式下的“母亲教育”与社区建设

社区建设在近期的主要目标应当是进一步提高居民的自治能力和社区意识,有效整合社区资源以及培养居民互相关怀的传统美德。配合这一目标,社区工作必须摆脱传统工作思路的限制,在工作手段上不断寻求新的突破。母亲教育就是在此背景下提出的,它以科学育人与弘扬传统文化为使命,对促进家庭、邻里和谐,儿童的健康成长以及推动民间力量的发育上都有积极作用。它既拓展了社区工作的实践领域,同时也为社区建设提供了新的思路。     

西部地区农民收入来源分析

农村居民纯收入按来源可分为 :劳动者报酬、家庭经营收入、转移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纯收入主要来自劳动者报酬和家庭经营收入。增加农民收入应重点从这两方面入手 ,采取具体措施     

经营风险、产权性质与中国企业储蓄率——来自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证据

近年来企业储蓄率持续增高已成全球趋势,但中国企业储蓄率远远高于其他国家。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大型微观数据库,运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从企业经营风险的角度实证研究了其对企业储蓄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的经营风险对企业储蓄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本文进一步从产权角度研究发现,非国有企业对经营风险的变动更敏感,在经营风险增大时,非国有企业比国有企业显著提高储蓄率水平。考虑企业规模差异后,本文发现,中小企业对经营风险的变动更敏感,在经营风险增大时,中小企业比大企业显著提高储蓄率。本文的发现有助于进一步理解中国企业的储蓄率问题。     

中国企业高储蓄率之谜

本文利用2002-201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微观数据,从企业产权视角研究了中国企业的高储蓄率问题。本文发现,非国有上市公司储蓄率显著高于国有上市公司。进一步研究发现,非国有上市公司净利润增长迅速是公司高储蓄率的重要原因,非国有上市公司面临的融资约束,也使公司的储蓄率显著增加。此外,本文发现,受融资约束影响的非国有上市公司的现金持有率也显著较高,这和公司的预防性储蓄动机一致。本文的研究为理解中国企业的高储蓄率问题提供了新的证据。     

社会网络对家庭借贷行为的影响——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研究了社会网络对家庭正规借贷和民间借贷行为及金额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网络资源越广的家庭，其进行正规借贷和民间借入、民间借出的概率越大，正规借贷和民间借入、民间借出的金额也越多。研究还发现，社会网络对正规借贷行为和金额的影响比民间借贷更大。     

儒家文化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

双循环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亟须消费拉动,这使得对中国居民“高储蓄率”之谜进行全面、客观解释尤为迫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7年数据和相关历史资料,从儒家文化视角分析了家庭高储蓄率的原因及背后的作用机制。为克服内生性偏误,选取明清时期状元数量作为儒家文化的工具变量。研究发现,地区儒家文化氛围显著提高了家庭储蓄率水平。机制分析表明:一方面,儒家文化氛围越浓厚的地区,家庭“男孩偏好”的观念越强,储蓄率水平越高；另一方面,儒家文化氛围显著提高了居民的风险厌恶程度,抑制了家庭投资风险资产,进而提高了家庭储蓄率水平。异质性结果显示,儒家文化对低教育水平、中西部地区和中低收入群体的家庭储蓄决策影响较大。因此,政府部门在制定居民储蓄和消费相关政策时,应充分考虑传统文化带来的影响。同时,应加强文化宣传和教育,完善养老金保障制度,消除生育偏好等对扩大内需带来的束缚。     

移动支付对家庭股市参与的影响

近年来，移动支付迅速普及，对家庭金融行为产生不可小觑的影响。本文基于2017—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实证研究了移动支付对家庭股市参与及回报的影响。为克服内生性问题，本文使用双向固定效应和工具变量法进行估计。研究结果表明，移动支付可以提高家庭参与股市概率，但是移动支付对股市盈利无显著促进作用。机制分析结果显示，移动支付主要通过金融信息获取、转变风险态度、提高信任感及提高信贷可得促进家庭参与股市。异质性分析表明，移动支付对城镇地区、一二三线城市地区及金融可得性强区域的家庭作用更明显；对中年家庭、中高收入及中高资产家庭效果更突出。本文的研究为理解股市有限参与之谜提供了新的视角，为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了经验依据。